病证结合在中医辨证论治中的地位(2)
明、清时期对温病的认识有所创新,温病病种不断分化,种类增多，创立了温病独特的辨证方法。并将温病分为风温、春温、暑温等病种而进行治疗,并有叶桂的卫气营血辨证、吴瑭的三焦辨证、薛雪的论湿热病证，此开辟了外感热病治疗的新途径，形成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论治为核心的温病病证结合论治体系。清代郑梅涧的喉科专著《重楼玉钥》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典范,具备现代认识疾病的气息。书中阐述了咽喉解剖、生理病理及咽喉疾病的诊断治疗、转归、预后等。将36喉风“妙以一方统之,无不神验,故宜其秘也”,体现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思想,将两者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9]。
1.2 近代之病证结合
近代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随着西方医学传入中国，除了继承传统的病证结合外，又诞生了西医病与中医证的病证结合模式，唐容山《中西医汇通》及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均是现代病证结合的雏形。以张锡纯为代表的中西医汇通派“师古而不泥古，参西而不背中”，在临床实践中探索出中西医结合的病证结合论治模式，书中介绍了以西医诊断命名的霍乱、痢疾、白喉等传染病，参考现代医学检查和化验结果，认为均与菌毒感染有关，提出了“当以解毒之药为主”的治疗原则[10]，显示了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施治模式。陆渊雷在《伤寒论今释》指出：“研究病理当从病，或从其病灶，或从其病菌，或从其所中之毒，西医所论详矣。商量治疗当从证……”。周雪樵曾讲道：“中医之所以能自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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