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真,许红杰,胡俊琳,郑霞洪,施玉梅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重庆 400030)

    在全球范围内,肺癌是导致癌症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1]。据《2020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显示,在我国癌症发病谱上,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列恶性肿瘤之首,且呈快速上升趋势[2]。因此,有效的肺癌干预治疗尤为重要。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有改善肺癌患者症状和延长其中位生存时间的潜力[3-4]。然而,免疫治疗在使患者获益的同时,其带来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也不容忽视,常见irAEs包括皮疹、头痛、疲劳、肺炎、心肌炎等[4-5],其中3、4级irAEs发生率分别为54.0%～76.0%、14.1%～28.6%[6]。这不仅影响治疗进展,而且可能给患者生活质量带来影响[7-8]。由于治疗方法相对新颖,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关于肺癌免疫疗法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较少见[9]。

    自我感受负担是指患者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由于来自身体、经济、情感等方面的压力而对照顾者产生的愧疚、自责等情绪[10]。有研究表明,自我感受负担是预测肺癌、乳腺癌、白血病、膀胱癌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11-14]。自我感受负担越重,表示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越低。另外,心理痛苦、焦虑等负性情绪是肿瘤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负性情绪持续时间过长易导致情绪障碍,引起生活质量下降[15-16]。有研究证实,自我感受负担会增加患者自身心理压力,影响患者情绪调节能力,进而加重患者心理痛苦,诱发焦虑情绪[16-18]。目前,国内关于肺癌免疫治疗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心理痛苦、焦虑和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及作用机制报道较少见。在文献回顾基础上,本研究假设心理痛苦和焦虑在自我感受负担与生活质量间起并列中介作用,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分析四者间的路径关系及系数大小,以期为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6-12月本院肿瘤内科就诊的肺癌免疫治疗患者278例,其中男244例(87.77%),女34例(12.23%);年龄37～75岁,平均(61.20±8.39)岁;小学及以下131例(47.12%),初、高中及中专128例(46.04%),大专及以上19例(6.83%);已婚252例(90.65%),其他(未婚/丧偶/离异)26例(9.35%);城市101例(36.33%),乡镇64例(23.02%),农村113例(40.65%);家庭月收入低于2 000元66例(23.74%),2 000～5 000元171例(61.51%),>5 000元41例(14.75%);确诊时间:1～6个月101例(36.33%),7～12个月68例(24.46%),>12个月109例(39.21%);鳞癌150例(53.96%),腺癌90例(32.37%),小细胞癌38例(13.67%);病理分期:Ⅲ期83例(29.86%),Ⅳ期195例(70.14%);免疫药物:替雷利珠105例(37.77%),卡瑞利珠和信迪利单抗各60例(21.58%),其余(如帕博利珠、阿替利珠)共53例(19.06%);单用免疫药物29例(10.43%),免疫+化疗方案249例(8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