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婷,唐万珍,熊冬梅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学院,重庆 401331)

    2013年以来,为了优化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国生育政策从“独生子女”到“全面生育两个孩子”,再调整为“全面生育三个孩子”[1]。在此之后,束缚生育率的主要原因由原来的国家生育政策转变为婴幼儿托育服务问题[2]。至此,婴幼儿托育不足,已成为约束我国生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0～3岁婴幼儿养育方式主要是“家庭养育为主,机构托育为辅”[3]。然而,由于传统家庭儿童的父母均需工作,儿童的爷爷姥姥等年老体弱,这就导致了婴幼儿的照顾需机构的替代,造成了“机构为主、家庭为辅”的反差局面。也从侧面说明要提高生育率,须配套优质的托育机构服务。

    目前,对于托育服务的研究更侧重于服务对象的需求,例如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4-5]。相对而言,较为薄弱的是托育机构的整体建设、发展现状及发展举措。且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借鉴发达国家托育服务供给模式,提炼可供我国参考的宝贵经验[6-7];其次,分析了我国当前的托育服务供给实践模式,并提出其模式定位和发展路径[8-9];再者,部分研究通过调查数据分析了目前托育机构的供给现状与发展困境[10-11]。大部分研究缺乏对托育机构的整体规模、各部分结构等情况的分析,同时也缺乏考虑政策需求及自身运营情况。因此,自身机构的整体情况及政府政策需求的结合对于如何建设社会托育服务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托育机构的国内外现况,精准结合政策发展需求,调解托育家庭与自身社会的矛盾导向,才能促进婴幼儿托育机构可持续发展。

    1 婴幼儿托育机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1.1托育机构发展现状

    1.1.1国外现状 许多发达国家的托育服务项目是以社区为基础的0～6岁儿童和其家庭成员组成。欧洲国家认为,婴幼儿托育早教服务可以让孩子通过接触自己国家的语言,进而发扬爱国精神和民族意志[12-14]。在法国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中,他们的照护形式多种多样,同样的照护机构也就具备多样性,如集体照看机构、单位托儿所、父母托儿所等;瑞典政府较重视0～3岁婴幼儿早教服务,其经费占据整个教育经费的1/3;美国的婴幼儿托育早教服务主要有:0～6岁的儿童保育所、2～4岁的幼儿园、2.5～5岁的学前机构、家庭每日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