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肯尼斯·普拉格医生是一位医学伦理学家。一天，他接到另一位医生史蒂芬·威廉姆斯打来的电话，后者56岁，曾在普拉格手下受训，现为一所医院的主治医师。但是，当普拉格医生弄明白这通来电的原委后，开始有些心神不宁。

    多数情况下，只有患者家属不愿放弃治疗时，才需要医学伦理学家的介入，但这次恰恰相反。威廉姆斯正在治疗一位36岁的病人，这位病人虽然眼下不省人事，依靠多种生命维持设备存活，但仍有望康复。可病人家属认为，终止治疗才是最佳选择。

    躺在ICU(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男子名叫约瑟夫·布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此时他意识尽失，他的父亲、妹妹和女友都认为应该撤走维持其生命的各种医疗设备。布朗需要截肢——事实上，必须多处截肢。他的工薪家庭成员单方面认为，他不会愿意这样活着。他们声称，作为一名砖瓦匠，布朗得靠双手工作，如果没了双手，他的生活将毫无价值。

    普拉格对这家人的决定很是不解。自1992年伦理委员会成立以来，普拉格每年要处理150～200起医学伦理业务。布朗的情况是他遇到的极罕见的复杂案例之一。

    “如果不能确定病人的意愿，挽救生命似乎更为合理。与其无缘无故地死，不如不明不白地活，前者比后者更不公平。”普拉格说。

    作为布朗的主治医师，威廉姆斯通常能处理大多数棘手病例。但是，由于此案异乎寻常，威廉姆斯需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以确保做出正确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