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萍 译

    回顾过去，我常常在想，那些医生在为我的儿子写死亡证明时，应该也为我写一份。我的儿子死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死了。

    安迪还不到12岁，但他与癌魔搏斗的历史却有3年之多。他经历了放疗和化疗，曾不止一次地与死亡擦肩而过。每次癌症侵袭的时候，他都疼得无法睡觉，但是他从不抱怨。

    在安迪身患癌症的3年中，每年夏天他都去参加夏令营。他热爱这种集体活动，似乎这能使他忘记医院和疾病，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在他第三次去夏令营回来后，我们去医院做例行检查，结果很糟糕。医生安排两天后在距离我们家300英里以外的一家医院里，为他做骨髓移植手术。

    第二天，我们把东西整理妥当，装进行李箱中，然后就出发去医院了。我扔进行李箱的物品中有一件是安迪从夏令营带回来送给我的——一个塑料的阳光分离器，它的形状像一道彩虹，带有一个塑料吸盘，可以贴在窗户上。像大多数母亲一样，我把我的孩子送给我的每一件礼物都看作珍宝，并把它带在身边。

    我们到了那家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