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异病同治”的研究途径，终于找到了肾阳虚的初步物质基础。

    他们根据人体已知结构顺藤摸瓜，追本溯源，进行科学设计，继续测试，从3组人群的比较中，得出肾阳虚患者有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皮质轴上不同环节(层次)、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初步结论。这一研究结果在国内7个省市的有关医院和日本的高雄病院被反复测试和重复证实，结论都是一样的，初步表明中医的“证”不是虚不可测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一发现和验证，是中西医结合对于中医脏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十年动乱期间，沈自尹和其他搞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一样受到强烈冲击，有关肾本质的研究资料也成了搞修正主义的罪证。尽管如此，沈自尹还是冒着被批斗、罪名升级的危险，东躲西藏地把多年研究的宝贵资料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1969年，无法从事基础研究的沈自尹自愿参加了上海组织的“祖国医药探索队”，赴四川送医下乡，并借机继续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刚抵山区便碰上当地百日咳流行，小儿咳呛不止，山区缺少西药，沈自尹发挥所长，以西医抗菌与中医扶正相结合，拟定了中草药处方，使用后取得了显著成效，被当地人尊称为“上海来的高明医生”。

    而沈自尹则从一年的山区从医过程中悟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