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与关爱服务体系研究综述(2)
魏凯[7]的研究中指出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留守儿童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美国等国家无户籍管理制度，公民迁移不受限制，公民只要凭社会保障卡就可以享受包括医疗、子女教育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并无本地和外地的区别。而且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儿童权益受到强力保护。美国法律规定不可让12岁以下的儿童脱离监护独处，否则会追究监护人责任，甚至会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同时因为高福利和各项完善的制度，有很多福利性质的儿童托管机构可以为工作繁忙的父母排忧解难，这样儿童与父母完全可以不用分居两地。
(三)对国外留守儿童情况研究的评价
这些对国外留守儿童情况的研究很好地为我国提供了参考，也为我国关于留守儿童的立法及法律完善指明了方向，并对我国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建立有着借鉴的意义。但总体来说，我国研究者对国外留守儿童的研究还不太多，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我国情况有很多的相似性。虽然研究者谢新华、张虹[3]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少有计划来解决留守孩子的问题，但这也只是概况，相信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会有相应的对策或类似国外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计划，如果能针对这些对策和计划进行后续深入研究，相信对我国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建设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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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与关爱服务体系研究的回顾
(一)研究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0年前
谭深[8]研究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已用“386199部队”的戏称来指代留守在家的妇女(38)、儿童(61)和老人(99)。国内最早提出“留守儿童”一词的是上官子木，他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出国热导致年轻父母把孩子扔在国内由长辈隔代抚养，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上官子木在次年再次呼吁“留守儿童”带来的系列心理卫生问题应引起重视。
真正通过文献形式首次对农村留守儿童做出关注的是孙顺其[9]，他指出改革开放导致农民大规模向沿海地区或城镇跨区移动，因为无法把子女带进城镇，导致他们的子女成了留守儿童。他建议父母应从长远角度权衡利弊，农村中小学领导和教师也应充分正视留守儿童的现实，在思想、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关心这些孩子，用爱心来弥补留守孩子缺失的家庭温暖。这段时期仅仅是问题提出的阶段，研究很少，而且也只是蜻蜓点水般指出了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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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发展期：2000年至2007年
黄爱玲[10]2001年组建了专项针对福建省内留守儿童的课题组，首次比较全面地指出了留守儿童出现学习成绩不良、品行问题、个性偏差以及存在情绪情感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并提出了系列教育对策。她提议，由于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是社会问题，教育职能部门应参与留守儿童教育，形成政府行为，建构教育系统工程；同时要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功能，创设条件，实施共同教育。这次针对留守儿童的大规模专项课题研究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范式，提出的对策也有实践上的针对性和一定的理论价值。
周宗奎等[11]以湖北省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县、市为取样对象，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他们发现，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打工后容易表现出一系列心理问题，年龄越小表现越突出，女生比男生更明显，比较突出的心理问题集中在情绪、人际交往和自卑心理。针对这些研究结果，周宗奎等人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家庭、学校、社区以及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政府应加大投入，加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对民间留守儿童托管中心须制定相应政策规范其运作；农村学校除了丰富学生有益身心的活动外还应重视学生心理咨询与辅导，建立留守儿童心理发展档案，以便及时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创造条件并鼓励务工人员携带子女进城上学等。这些举措涉及了多个层面，成为很多研究者后来提出不同模式的基石。如研究者王雅文等将其进一步细化整理，按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的维度进一步来研究如何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文关怀。邵昌玉提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也是在黄爱玲和周宗奎提出的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深化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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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繁荣期：2007年至今
谭深[8]用很长的篇幅针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做了全面述评。他认为2002～2006年期间学者的调查为留守儿童做了全景描述，但他认为留守儿童问题有被夸大的趋势，并且认为这些调查都过于简单地将留守儿童不良问题归咎于父母外出。根据他之前的调查发现，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留守儿童系列问题在一些非留守儿童身上也存在，而且早期的调查是以中国同龄人常模做对比而不是将农村非留守儿童作为参照，研究假设存在片面性。所以他认同叶敬忠等提出的应以留守儿童所处的整个成长环境为背景进行考量，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7～2010年期间，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开始细化，例如留守时间长短对儿童心理有影响，随着留守时间增加，留守儿童各方面表现呈下滑趋势，5年是个拐点；从对儿童的心理影响来说，母亲的角色更为重要；父母尤其母亲离开儿童如果是在幼儿期，更容易导致儿童产生分离焦虑等。
针对留守儿童的支持模式，谭深[8]对卜卫提出的四种支持模式进行了总结。提供心理援助、援建各种留守儿童活动中心、提供留守儿童与父母见面联络机会的支持模式称为“关爱模式”。这种模式能满足留守儿童即时的需求，但因为会将留守儿童看作是被动的受惠者，有时会增加留守儿童的脆弱性。“社会支持模式”旨在动员社会、政府力量，改善政策，如建立寄宿学校、增加农民工就近务工机会等。“自强模式”是鼓励留守儿童勇敢接受挑战，表彰自强少年，组织“留守子女我能行”俱乐部等。最后一种是“赋权模式”，这是国际参与式发展思潮的重要概念，这个模式认为留守儿童本身就是积极的行动者，有能力对自己的问题解决进行决策。2004年，安徽省肥东县留守儿童谭海美在自己小学的班级里成立“留守孩子小队”就是赋权模式的萌芽。此外谭深补充了以“代理家长”为特点的“替代模式”。每种模式只适合特定的情况并非普遍适用。留守儿童问题因为和深层的社会问题关联在一起，零散的项目和孤立的行政措施是不可能解决的，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乃至每个公民的长期共同关注。, http://www.100md.com(赵江燕?秦秀清)
(三)对国外留守儿童情况研究的评价
这些对国外留守儿童情况的研究很好地为我国提供了参考，也为我国关于留守儿童的立法及法律完善指明了方向，并对我国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建立有着借鉴的意义。但总体来说，我国研究者对国外留守儿童的研究还不太多，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我国情况有很多的相似性。虽然研究者谢新华、张虹[3]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少有计划来解决留守孩子的问题，但这也只是概况，相信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会有相应的对策或类似国外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计划，如果能针对这些对策和计划进行后续深入研究，相信对我国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建设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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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与关爱服务体系研究的回顾
(一)研究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0年前
谭深[8]研究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已用“386199部队”的戏称来指代留守在家的妇女(38)、儿童(61)和老人(99)。国内最早提出“留守儿童”一词的是上官子木，他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出国热导致年轻父母把孩子扔在国内由长辈隔代抚养，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上官子木在次年再次呼吁“留守儿童”带来的系列心理卫生问题应引起重视。
真正通过文献形式首次对农村留守儿童做出关注的是孙顺其[9]，他指出改革开放导致农民大规模向沿海地区或城镇跨区移动，因为无法把子女带进城镇，导致他们的子女成了留守儿童。他建议父母应从长远角度权衡利弊，农村中小学领导和教师也应充分正视留守儿童的现实，在思想、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关心这些孩子，用爱心来弥补留守孩子缺失的家庭温暖。这段时期仅仅是问题提出的阶段，研究很少，而且也只是蜻蜓点水般指出了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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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发展期：2000年至2007年
黄爱玲[10]2001年组建了专项针对福建省内留守儿童的课题组，首次比较全面地指出了留守儿童出现学习成绩不良、品行问题、个性偏差以及存在情绪情感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并提出了系列教育对策。她提议，由于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是社会问题，教育职能部门应参与留守儿童教育，形成政府行为，建构教育系统工程；同时要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功能，创设条件，实施共同教育。这次针对留守儿童的大规模专项课题研究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范式，提出的对策也有实践上的针对性和一定的理论价值。
周宗奎等[11]以湖北省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县、市为取样对象，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他们发现，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打工后容易表现出一系列心理问题，年龄越小表现越突出，女生比男生更明显，比较突出的心理问题集中在情绪、人际交往和自卑心理。针对这些研究结果，周宗奎等人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家庭、学校、社区以及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政府应加大投入，加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对民间留守儿童托管中心须制定相应政策规范其运作；农村学校除了丰富学生有益身心的活动外还应重视学生心理咨询与辅导，建立留守儿童心理发展档案，以便及时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创造条件并鼓励务工人员携带子女进城上学等。这些举措涉及了多个层面，成为很多研究者后来提出不同模式的基石。如研究者王雅文等将其进一步细化整理，按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的维度进一步来研究如何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文关怀。邵昌玉提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也是在黄爱玲和周宗奎提出的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深化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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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繁荣期：2007年至今
谭深[8]用很长的篇幅针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做了全面述评。他认为2002～2006年期间学者的调查为留守儿童做了全景描述，但他认为留守儿童问题有被夸大的趋势，并且认为这些调查都过于简单地将留守儿童不良问题归咎于父母外出。根据他之前的调查发现，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留守儿童系列问题在一些非留守儿童身上也存在，而且早期的调查是以中国同龄人常模做对比而不是将农村非留守儿童作为参照，研究假设存在片面性。所以他认同叶敬忠等提出的应以留守儿童所处的整个成长环境为背景进行考量，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7～2010年期间，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开始细化，例如留守时间长短对儿童心理有影响，随着留守时间增加，留守儿童各方面表现呈下滑趋势，5年是个拐点；从对儿童的心理影响来说，母亲的角色更为重要；父母尤其母亲离开儿童如果是在幼儿期，更容易导致儿童产生分离焦虑等。
针对留守儿童的支持模式，谭深[8]对卜卫提出的四种支持模式进行了总结。提供心理援助、援建各种留守儿童活动中心、提供留守儿童与父母见面联络机会的支持模式称为“关爱模式”。这种模式能满足留守儿童即时的需求，但因为会将留守儿童看作是被动的受惠者，有时会增加留守儿童的脆弱性。“社会支持模式”旨在动员社会、政府力量，改善政策，如建立寄宿学校、增加农民工就近务工机会等。“自强模式”是鼓励留守儿童勇敢接受挑战，表彰自强少年，组织“留守子女我能行”俱乐部等。最后一种是“赋权模式”，这是国际参与式发展思潮的重要概念，这个模式认为留守儿童本身就是积极的行动者，有能力对自己的问题解决进行决策。2004年，安徽省肥东县留守儿童谭海美在自己小学的班级里成立“留守孩子小队”就是赋权模式的萌芽。此外谭深补充了以“代理家长”为特点的“替代模式”。每种模式只适合特定的情况并非普遍适用。留守儿童问题因为和深层的社会问题关联在一起，零散的项目和孤立的行政措施是不可能解决的，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乃至每个公民的长期共同关注。, http://www.100md.com(赵江燕?秦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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