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烟儿童”：原理、效果及其应用前景(3)
Ajzen和Fishbein的计划行为理论[33]是关于人们如何改变自己行为模式的一套理论，被用来明确儿童日后吸烟意图的预测指标，并就如何保持儿童的无烟行为提供依据。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行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处于控制中。行为发生的关键步骤包括：(1)态度，个人对行为持有的正面或负面评价；(2)主观规范，个人是否采取某项行动感知到的社会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自于身边的重要他人；(3)知觉行为控制，关于行为个体感知到的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当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和机会越多、所预期的阻碍越少，即感知到完成行为越容易，则对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就越强；(4)行为意向，主观采取行动的意愿；(5)行为，个人采取实际行动的行为。计划行为理论为方案如何维持儿童的无烟行为提供了具体的指导。计划行为理论指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向的主要因素，即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支持越大、知觉行为控制越强，行为意向就越大，实际行为越可能发生，反之则越小。具体到吸烟行为的发生，按照计划行为理论，吸烟的行为意向由吸烟的态度、吸烟的主观规范和吸烟的知觉行为控制所影响，即对吸烟的态度越认可、吸烟时身边的重要他人越支持、个体感知到执行吸烟行为越容易，则吸烟行为越可能发生。因此，在方案中，要达到预防儿童吸烟的目的，就要努力使儿童预防吸烟的态度更加积极、父母及朋友对儿童的支持越大、使儿童感知到其吸烟时会得到消极的后果而不吸烟时会得到积极的后果，从而增强儿童预防吸烟的动机和自身抵制吸烟的能力。
, 百拇医药
方案干预的另一个关键是基于以上理论构建的反吸烟社会化[34-35]。反吸烟社会化是指亲子间的互动影响了儿童关于吸烟的认知和行为规范的发展。在童年期，父母可以通过与孩子沟通、设置吸烟有关的规则、监控孩子及其同伴的吸烟行为、指导经验以及其他社会化实践，影响孩子对吸烟的认知、吸烟的接受程度以及吸烟的个人和社会后果，从而降低儿童日后吸烟的可能性并推迟儿童开始吸烟的时间。父母的反吸烟社会化包括讨论有关吸烟的话题、设置不吸烟的规则、建立不吸烟协议、限制烟草的可用性和给予孩子吸烟的恰当反应；儿童的反吸烟社会化包括反对开始吸烟的态度和行为规范、接受父母的吸烟监控、预期的尝试吸烟后的消极后果以及预期的不吸烟的积极后果。
关于反吸烟社会化对吸烟预防的效果已经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证实。在实证研究中，相关证据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孙果和姜晓玲[36]研究发现父母科学的教养方式对预防中学生吸烟行为有着重要作用，父母可以通过教养技巧影响青少年的吸烟行为。唐雯、李晓松和潘杰[37]研究也发现，接触到吸烟的成年人是儿童关于烟草使用的一种重要机制，父母吸烟对青少年吸烟行为具有代际传递影响。有研究表明，父母的吸烟行为对孩子有一定的示范作用[14]，但进一步研究指出，真正能对于孩子吸烟行为产生影响的是孩子所觉察到的父母对吸烟的态度[38]。国外的非干预研究表明反吸烟社会化与较低的吸烟风险有关联。在一项182组母亲与孩子的纵向研究中，Chassinet、Presson和Todd等人[39]发现孩子接触关于吸烟的讨论和惩罚会导致吸烟率下降。Jackson和Henriksen[34]通过对1213名三年级和五年级孩子的横向研究发现反吸烟社会化与显著较低的开始吸烟年龄有关。Sargent及其同事[40]发现，在基线状态感知到父母强烈反对吸烟的青少年，在随访中确定性吸烟的可能性低于一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影响反吸烟社会化可以有效达到预防吸烟的目的。
, http://www.100md.com
“无烟儿童”便是基于以上理论和原理，通过影响父母的反吸烟社会化从而影响青少年与吸烟有关的认知(即态度，自我效能感，以及母亲、朋友和最好的朋友的社会规范)，从而实现对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干预。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这些吸烟有关的认知都是意图开始吸烟和在以后生活中吸烟开始的重要预测指标。
三、“无烟儿童”项目的效果
当前对“无烟儿童”项目的功效研究包括了对短期效果(基线后6个月)和长期效果(基线后12、24和36个月)的研究。在基线后36个月时，儿童年龄已经达到12至14岁，此时青少年的吸烟率已经表现出显著增长。在美国的研究及其效果评估中，发现在24个月后对反吸烟社会化有积极的效果，36个月后干预组中仅仅12%的儿童尝试吸烟，控制组中为19%(优势比2.16，95%的置信区间1.39～3.37；p<0.001)[12]，这表明研究的效果即吸烟起始年龄的推迟及吸烟率的减少是有效的。
研究者从方案的反吸烟社会化效果和青少年对吸烟的敏感性上进一步验证了方案的有效性[12，21，23-24]。在反吸烟社会化的效果方面，方案功效的评估显示充分干预的家长比控制组更加相信她们可以阻止吸烟、更积极地和孩子讨论她们的吸烟史和成瘾经历、表达她们对孩子参与吸烟的消极态度以及和孩子交流关于开始吸烟的惩戒后果和禁烟的积极后果。此外，充分干预组的家长比控制组更愿意和孩子讨论同伴和媒体的影响、监控孩子和他们朋友的吸烟活动以及与孩子建立反对开始吸烟的社会性契约。方案在家长预防吸烟的自我效能感、家长对禁烟的强化以及家长为对抗来自媒体支持吸烟的言论而做的努力方面的有效性也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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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评估显示两年后关于儿童对吸烟的敏感性上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对照组，充分干预组的儿童有两倍的可能察觉到他们的家长喜欢和他们讨论吸烟，高出54%的儿童报告有反对吸烟的社会性契约，高出84%的儿童相信家长会发现吸烟，以及高出55%的期望禁烟得到回报。功效评估也显示控制组儿童比接触方案儿童在增加易感性的属性上得分显著更高，即对照组中儿童高出85%的可能性意图在青春期抽烟，以及两倍的可能性有已经开始吸烟的最好朋友。方案的有效性评估也表明干预组儿童在易感性属性上处于较低的水平，比控制组显著更小的可能在青春期意图抽烟。
方案的短期效果也得到了验证[22]。在Hiemstra的研究中，方案对反吸烟社会化和对吸烟有关认知的效果进行了评估。在反吸烟社会化方面，方案在沟通频率、不吸烟协议和感知到母亲的影响方面有显著效果。相比控制组，干预组儿童更频繁地进行关于吸烟的讨论、创建不吸烟契约和接受来自母亲的关于吸烟的规定(即更多的母亲的影响)。沟通的质量、香烟的可用性、居室内吸烟和居室外吸烟的规定和预期的母亲对吸烟的反应方面虽然也有效果，但效果不显著，这些结果在完成者分析中依然如此。在对吸烟有关的认知方面，方案在自我效能感以及朋友和最好朋友的社会规范方面发现显著效果。相比于控制组，充分干预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和朋友(最好朋友)的社会规范比较高，母亲的态度或者社会规范效果不够显著。但在完成者分析中，母亲的社会规范显示出显著效果，表明在干预条件中的儿童感知到母亲更不允许他们吸烟。, 百拇医药(臧福运?冯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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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干预的另一个关键是基于以上理论构建的反吸烟社会化[34-35]。反吸烟社会化是指亲子间的互动影响了儿童关于吸烟的认知和行为规范的发展。在童年期，父母可以通过与孩子沟通、设置吸烟有关的规则、监控孩子及其同伴的吸烟行为、指导经验以及其他社会化实践，影响孩子对吸烟的认知、吸烟的接受程度以及吸烟的个人和社会后果，从而降低儿童日后吸烟的可能性并推迟儿童开始吸烟的时间。父母的反吸烟社会化包括讨论有关吸烟的话题、设置不吸烟的规则、建立不吸烟协议、限制烟草的可用性和给予孩子吸烟的恰当反应；儿童的反吸烟社会化包括反对开始吸烟的态度和行为规范、接受父母的吸烟监控、预期的尝试吸烟后的消极后果以及预期的不吸烟的积极后果。
关于反吸烟社会化对吸烟预防的效果已经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证实。在实证研究中，相关证据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孙果和姜晓玲[36]研究发现父母科学的教养方式对预防中学生吸烟行为有着重要作用，父母可以通过教养技巧影响青少年的吸烟行为。唐雯、李晓松和潘杰[37]研究也发现，接触到吸烟的成年人是儿童关于烟草使用的一种重要机制，父母吸烟对青少年吸烟行为具有代际传递影响。有研究表明，父母的吸烟行为对孩子有一定的示范作用[14]，但进一步研究指出，真正能对于孩子吸烟行为产生影响的是孩子所觉察到的父母对吸烟的态度[38]。国外的非干预研究表明反吸烟社会化与较低的吸烟风险有关联。在一项182组母亲与孩子的纵向研究中，Chassinet、Presson和Todd等人[39]发现孩子接触关于吸烟的讨论和惩罚会导致吸烟率下降。Jackson和Henriksen[34]通过对1213名三年级和五年级孩子的横向研究发现反吸烟社会化与显著较低的开始吸烟年龄有关。Sargent及其同事[40]发现，在基线状态感知到父母强烈反对吸烟的青少年，在随访中确定性吸烟的可能性低于一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影响反吸烟社会化可以有效达到预防吸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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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儿童”便是基于以上理论和原理，通过影响父母的反吸烟社会化从而影响青少年与吸烟有关的认知(即态度，自我效能感，以及母亲、朋友和最好的朋友的社会规范)，从而实现对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干预。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这些吸烟有关的认知都是意图开始吸烟和在以后生活中吸烟开始的重要预测指标。
三、“无烟儿童”项目的效果
当前对“无烟儿童”项目的功效研究包括了对短期效果(基线后6个月)和长期效果(基线后12、24和36个月)的研究。在基线后36个月时，儿童年龄已经达到12至14岁，此时青少年的吸烟率已经表现出显著增长。在美国的研究及其效果评估中，发现在24个月后对反吸烟社会化有积极的效果，36个月后干预组中仅仅12%的儿童尝试吸烟，控制组中为19%(优势比2.16，95%的置信区间1.39～3.37；p<0.001)[12]，这表明研究的效果即吸烟起始年龄的推迟及吸烟率的减少是有效的。
研究者从方案的反吸烟社会化效果和青少年对吸烟的敏感性上进一步验证了方案的有效性[12，21，23-24]。在反吸烟社会化的效果方面，方案功效的评估显示充分干预的家长比控制组更加相信她们可以阻止吸烟、更积极地和孩子讨论她们的吸烟史和成瘾经历、表达她们对孩子参与吸烟的消极态度以及和孩子交流关于开始吸烟的惩戒后果和禁烟的积极后果。此外，充分干预组的家长比控制组更愿意和孩子讨论同伴和媒体的影响、监控孩子和他们朋友的吸烟活动以及与孩子建立反对开始吸烟的社会性契约。方案在家长预防吸烟的自我效能感、家长对禁烟的强化以及家长为对抗来自媒体支持吸烟的言论而做的努力方面的有效性也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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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评估显示两年后关于儿童对吸烟的敏感性上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对照组，充分干预组的儿童有两倍的可能察觉到他们的家长喜欢和他们讨论吸烟，高出54%的儿童报告有反对吸烟的社会性契约，高出84%的儿童相信家长会发现吸烟，以及高出55%的期望禁烟得到回报。功效评估也显示控制组儿童比接触方案儿童在增加易感性的属性上得分显著更高，即对照组中儿童高出85%的可能性意图在青春期抽烟，以及两倍的可能性有已经开始吸烟的最好朋友。方案的有效性评估也表明干预组儿童在易感性属性上处于较低的水平，比控制组显著更小的可能在青春期意图抽烟。
方案的短期效果也得到了验证[22]。在Hiemstra的研究中，方案对反吸烟社会化和对吸烟有关认知的效果进行了评估。在反吸烟社会化方面，方案在沟通频率、不吸烟协议和感知到母亲的影响方面有显著效果。相比控制组，干预组儿童更频繁地进行关于吸烟的讨论、创建不吸烟契约和接受来自母亲的关于吸烟的规定(即更多的母亲的影响)。沟通的质量、香烟的可用性、居室内吸烟和居室外吸烟的规定和预期的母亲对吸烟的反应方面虽然也有效果，但效果不显著，这些结果在完成者分析中依然如此。在对吸烟有关的认知方面，方案在自我效能感以及朋友和最好朋友的社会规范方面发现显著效果。相比于控制组，充分干预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和朋友(最好朋友)的社会规范比较高，母亲的态度或者社会规范效果不够显著。但在完成者分析中，母亲的社会规范显示出显著效果，表明在干预条件中的儿童感知到母亲更不允许他们吸烟。, 百拇医药(臧福运?冯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