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发展过程及分析反思(2)
首先，家长和老师不能够识别拒绝上学行为的初期表现。欣欣升到初二时，常常向父亲抱怨“作业多，觉得自己都快应付不过来了”。嘉伟在换新老师之后，也是非常的惧怕。这些拒绝上学行为的初期表现，并没有引起家长和老师们的注意。欣欣的爸爸说：“以为她说说而已，我没当真。”嘉伟的妈妈说：“他在学校一直很胆小，所以我没想那么多。”
老师们对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早期表现也是基本不了解。嘉伟的老师说：“不是很了解嘉伟，印象里他不爱说话，胆子比较小。”对于嘉伟因为自己的批评而不上学，觉得很意外。欣欣的老师也觉得她没来上学，很突然。儿童的拒绝上学行为是一个由轻到重的逐步发展过程，有时会经历几年的时间(如嘉伟，小学时就不想上学)。如果老师和家长具备相关知识，尽早发现孩子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或许能够避免拒绝上学行为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嘉伟小学时不想上学，妈妈通过跟老师沟通，在作业方面对嘉伟放宽要求，孩子上学的压力减小，所以能够坚持上学。
其次，相关人员不了解拒绝上学行为的危害。欣欣爸爸觉得“没啥的，大不了不上学吧”。嘉伟妈妈表示“很担心害怕”，但是也不知道以后会(发展成)怎样。老师们都认为“不上学不行，影响学习成绩。”总之，家长和老师对拒绝上学行为给孩子带来的损害认识不清楚。他们更多关注拒绝上学行为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而没有意识到对学生正常社会功能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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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不能全面认识学生不上学的原因。嘉伟的老师认为“就是母亲太宠他了，造成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认为嘉伟不去上学跟自己批评了他有关系，“因为我对每个学生都这样，其他学生都能来，为什么他不能来。”欣欣的老师则觉得“是她个性的原因，她太容易紧张了”。嘉伟的妈妈私下认为“如果老师不是那么凶，嘉伟是可以去上学的。他就是担心去了要被老师批评”。欣欣的爸爸觉得女儿不上学是因为学习压力大。老师倾向于将孩子不上学的原因归结于家长和学生，家长们则觉得是学校或老师的问题。
由于当今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化，单一的个体或家庭的原因已经不能够解释学生的拒绝上学行为。发达国家对拒绝上学行为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综合模式阶段。综合模式理论认为，拒绝上学行为是社会环境、文化、教育体制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其解决方式也应该是综合的。而目前，我国还处于拒绝上学行为的疾病模式阶段，拒绝上学行为被认为是学生个体或家庭的问题，主要进行单一的心理或药物的治疗。由于忽略了相关社会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往往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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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支持不足
两个家庭在寻求有效的社会支持方面都显得很无力。欣欣家是外来务工人员，亲戚们基本在老家。父亲生意上的朋友比较多。在遇到孩子不上学的问题时，欣欣父亲的反应首先是“打电话问我的朋友们，我有些朋友读书多，见多识广，他们会给我建议”。嘉伟虽是广州本地人，但是家里亲戚朋友很少，来往也很少。孩子不去上学，嘉伟妈妈一筹莫展、满面愁容，“我也没啥办法，只能这样(让他在家里待着)。”
对于“想没想到过寻找相关的社会资源帮助孩子”这个问题，欣欣父亲回答：“想过，应该没有吧。”嘉伟妈妈说：“想啊，但是不知道怎样寻找。”两个家庭都意识到孩子需要帮助，但是都没有积极主动地寻找相应的社会资源，也没有获得社会资源的途径。老师们对于相关资源的了解也是有限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医院看心理门诊。除此之外，他们都表示“不了解还有哪些机构可以帮助到他(她)”。
发达国家针对儿童的拒绝上学行为，形成了由政府、学校、市场和民间组织组成的矫正体系。政府福利部门向拒绝上学学生及其家庭提供福利帮助，并指定专业社工或者心理治疗人员进行辅导。社区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活动，提供儿童与外界接触和交流的机会，提高儿童的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促进他们适应学校生活和同伴交往。学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教学调整等增加学校吸引力；同时充分发挥心理辅导老师、校医等的作用，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和服务。政府鼓励市场和民间公益组织设计有针对性的项目，参与到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矫正中。通过这样一个完善的体系，为拒绝上学儿童和家庭提供全面的帮助。而上述两个个案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社会支持。学生本人和家庭基本处于孤立无援、独立挣扎的境地，这也是当前我国拒绝上学学生及家庭的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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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有的机构设置中，工委、团委、心理援助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可以为学生提供服务。但是这些机构主管部门不同，各自为政，相互之间较少沟通合作；再加上人员配置不足，现有工作人员专业程度差等，使得它们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整合现有资源，配备专业工作人员，形成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从而为拒绝上学学生提供相应帮助，是政府和教育部门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学校不够重视
两个学生不上学后，只有班主任通过电话跟家长沟通过，学校没有其他领导或相关人员跟两个家庭联系过。关于班主任跟家长沟通的内容，欣欣爸爸和嘉伟妈妈都反映“主要是叫她(他)回去上学”。两个孩子在不上学一段时间后，分别接到学校班主任电话，要求家长到校办理相关手续。
在日本实行义务教育的初期，学生拒绝上学现象非常严重。日本学校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在教师方面，改善教师和学生的关系，绝对禁止体罚学生，将学校营造为安心愉快的学习场所。对有拒绝上学行为的学生，要求老师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为他们提供体贴细心的人文关怀。同时，学校充分发挥保健室、相谈室的作用。对拒绝上学行为初期或恢复期的儿童，由于他们进入教室进行正常的学习有困难，学校将安排他们在保健室学习作为过渡，一直到他们能顺利上学。相谈室是学生遇到困难时可以得到帮助的地方，有专门的老师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预防问题的出现或恶化。学校通过上述措施，再加上政府和社会机构的积极支持和介入，逐渐控制并降低了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发生率。
在上述两个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发展过程中，学校领导和相关人员是缺席的。据了解，欣欣的学校规模较小，没有配备专门的校医，返聘了一个退休医生做校医，有兼职的心理老师；嘉伟的学校有专门的校医和兼职心理老师。从两个学校的专业人员配备来看，政府对学生的健康很重视，投入也很大。然而，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人浮于事的情况。两个学校的心理老师都主要从事其他学科的教学，教学任务繁重，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承担学生的心理服务工作。, http://www.100md.com(陈玉霞?徐莹)
老师们对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早期表现也是基本不了解。嘉伟的老师说：“不是很了解嘉伟，印象里他不爱说话，胆子比较小。”对于嘉伟因为自己的批评而不上学，觉得很意外。欣欣的老师也觉得她没来上学，很突然。儿童的拒绝上学行为是一个由轻到重的逐步发展过程，有时会经历几年的时间(如嘉伟，小学时就不想上学)。如果老师和家长具备相关知识，尽早发现孩子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或许能够避免拒绝上学行为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嘉伟小学时不想上学，妈妈通过跟老师沟通，在作业方面对嘉伟放宽要求，孩子上学的压力减小，所以能够坚持上学。
其次，相关人员不了解拒绝上学行为的危害。欣欣爸爸觉得“没啥的，大不了不上学吧”。嘉伟妈妈表示“很担心害怕”，但是也不知道以后会(发展成)怎样。老师们都认为“不上学不行，影响学习成绩。”总之，家长和老师对拒绝上学行为给孩子带来的损害认识不清楚。他们更多关注拒绝上学行为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而没有意识到对学生正常社会功能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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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不能全面认识学生不上学的原因。嘉伟的老师认为“就是母亲太宠他了，造成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认为嘉伟不去上学跟自己批评了他有关系，“因为我对每个学生都这样，其他学生都能来，为什么他不能来。”欣欣的老师则觉得“是她个性的原因，她太容易紧张了”。嘉伟的妈妈私下认为“如果老师不是那么凶，嘉伟是可以去上学的。他就是担心去了要被老师批评”。欣欣的爸爸觉得女儿不上学是因为学习压力大。老师倾向于将孩子不上学的原因归结于家长和学生，家长们则觉得是学校或老师的问题。
由于当今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化，单一的个体或家庭的原因已经不能够解释学生的拒绝上学行为。发达国家对拒绝上学行为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综合模式阶段。综合模式理论认为，拒绝上学行为是社会环境、文化、教育体制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其解决方式也应该是综合的。而目前，我国还处于拒绝上学行为的疾病模式阶段，拒绝上学行为被认为是学生个体或家庭的问题，主要进行单一的心理或药物的治疗。由于忽略了相关社会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往往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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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支持不足
两个家庭在寻求有效的社会支持方面都显得很无力。欣欣家是外来务工人员，亲戚们基本在老家。父亲生意上的朋友比较多。在遇到孩子不上学的问题时，欣欣父亲的反应首先是“打电话问我的朋友们，我有些朋友读书多，见多识广，他们会给我建议”。嘉伟虽是广州本地人，但是家里亲戚朋友很少，来往也很少。孩子不去上学，嘉伟妈妈一筹莫展、满面愁容，“我也没啥办法，只能这样(让他在家里待着)。”
对于“想没想到过寻找相关的社会资源帮助孩子”这个问题，欣欣父亲回答：“想过，应该没有吧。”嘉伟妈妈说：“想啊，但是不知道怎样寻找。”两个家庭都意识到孩子需要帮助，但是都没有积极主动地寻找相应的社会资源，也没有获得社会资源的途径。老师们对于相关资源的了解也是有限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医院看心理门诊。除此之外，他们都表示“不了解还有哪些机构可以帮助到他(她)”。
发达国家针对儿童的拒绝上学行为，形成了由政府、学校、市场和民间组织组成的矫正体系。政府福利部门向拒绝上学学生及其家庭提供福利帮助，并指定专业社工或者心理治疗人员进行辅导。社区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活动，提供儿童与外界接触和交流的机会，提高儿童的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促进他们适应学校生活和同伴交往。学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教学调整等增加学校吸引力；同时充分发挥心理辅导老师、校医等的作用，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和服务。政府鼓励市场和民间公益组织设计有针对性的项目，参与到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矫正中。通过这样一个完善的体系，为拒绝上学儿童和家庭提供全面的帮助。而上述两个个案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社会支持。学生本人和家庭基本处于孤立无援、独立挣扎的境地，这也是当前我国拒绝上学学生及家庭的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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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有的机构设置中，工委、团委、心理援助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可以为学生提供服务。但是这些机构主管部门不同，各自为政，相互之间较少沟通合作；再加上人员配置不足，现有工作人员专业程度差等，使得它们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整合现有资源，配备专业工作人员，形成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从而为拒绝上学学生提供相应帮助，是政府和教育部门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学校不够重视
两个学生不上学后，只有班主任通过电话跟家长沟通过，学校没有其他领导或相关人员跟两个家庭联系过。关于班主任跟家长沟通的内容，欣欣爸爸和嘉伟妈妈都反映“主要是叫她(他)回去上学”。两个孩子在不上学一段时间后，分别接到学校班主任电话，要求家长到校办理相关手续。
在日本实行义务教育的初期，学生拒绝上学现象非常严重。日本学校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在教师方面，改善教师和学生的关系，绝对禁止体罚学生，将学校营造为安心愉快的学习场所。对有拒绝上学行为的学生，要求老师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为他们提供体贴细心的人文关怀。同时，学校充分发挥保健室、相谈室的作用。对拒绝上学行为初期或恢复期的儿童，由于他们进入教室进行正常的学习有困难，学校将安排他们在保健室学习作为过渡，一直到他们能顺利上学。相谈室是学生遇到困难时可以得到帮助的地方，有专门的老师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预防问题的出现或恶化。学校通过上述措施，再加上政府和社会机构的积极支持和介入，逐渐控制并降低了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发生率。
在上述两个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发展过程中，学校领导和相关人员是缺席的。据了解，欣欣的学校规模较小，没有配备专门的校医，返聘了一个退休医生做校医，有兼职的心理老师；嘉伟的学校有专门的校医和兼职心理老师。从两个学校的专业人员配备来看，政府对学生的健康很重视，投入也很大。然而，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人浮于事的情况。两个学校的心理老师都主要从事其他学科的教学，教学任务繁重，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承担学生的心理服务工作。, http://www.100md.com(陈玉霞?徐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