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问陪转：有准备的教育谈话技术(2)
从事件上看，当学生处于冲突(包括师生、亲子、同学)、压力(学业、考试)和挫败(评比、考核、竞争)等事件中时，危机发生风险高。从感受上看，当学生长时间表露出无助(谁也帮不了我)、绝望(我永远也考不出好成绩)和悲伤(我好难过)的情绪状态时，危机发生风险高。从行为变化上看，当学生突然变得冲动或沉默、失眠、远离喜欢的活动和爱好、出现自伤行为时，危机发生风险高。从言语上看，当学生总是提到死亡、来世、长眠、远行等和死亡有直接或象征关系的话语时，危机发生风险高。教师需要停下来辨识当前情境和学生情况，初步判断学生是否处于危机当中。
为了更好地识别危机征兆，教师需要调整自身的情绪和认知，从自动反应状态转化为关怀反思状态。这样的调整和变化需要时间和工具，为此我们通过自我提问的方式，帮助教师调控自身的状态。这些问题包括：我和学生现在心情平静吗？现在的时间和地方适合谈话吗？了解学生哪些情况有利于谈话？我准备通过谈话解决什么问题？谈话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样的方式和语气比较适合解决问题？我准备好开始谈话了吗？等等[5]。我们总是请教师采用关怀和耐心的态度对待学生，却少有人对于关怀和耐心等态度做出细致的行为描述和解释。通过这样的自我提问，可以有效帮助教师调整自身，进入有准备的教育谈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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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
面对问题情境中的学生，教师往往会从两个方向开展谈话。一是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开始批评，不给学生解释机会。二是追问问题发生原因，通过“为什么”让学生自己承担错误责任。以上两种谈话都会引发学生的抗拒，无法表达教师想要提供帮助的态度。我们建议教师谈话主要问事情、问心情和问可能性。
所谓问事情就是给学生一个从他的视角解释自身动机和想法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能不能和老师说说？然后积极倾听，切忌做出任何是非曲直的判断和假设。问心情是教师表现关怀和共情的过程，教师可以问：这件事让你感到很伤心(愤怒、委屈等)，是不是？让学生感觉教师关注他的体验和感受。这两类问题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学生情绪，为教育谈话奠定良好的关系和基础。
问可能性是教师对危机风险进行评估的过程，問题主要根据简式健康量表(BRSR-5)设计。简式健康量表由台湾大学医学院李明滨教授等人研发，题量少使用方便，被称为筛检个人精神症状的最佳“心情温度计”。其题目包括：感觉紧张不安；觉得容易苦恼或容易动怒；感觉抑郁和心情低落；觉得比不上别人；睡眠困难，譬如难以入睡，易醒或早醒；有自杀的想法。中国社会对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具有污名化倾向，忌讳谈论自身心理，尤其是负面感受。为此教师需要将这些问题转为融合到学校生活的话题中来，进行间接性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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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陪
我们对近期学校危机事件进行分析，发现很多学生出现冲动的意外行为往往在没有人陪伴的时候，比如去办公室、回教室、到寝室、回家和上学路上等时间段。很多教师在与学生谈话结束以后，往往主观认定谈话已经取得成效，一句“以后不能这样了”就让学生独自离开。危机事件的发生有着复杂因素，学生可能已经累积了大量涵盖自身、家庭和学校等问题的风险因素，化解需要长期而细致的工作，一次谈话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建议教师在找学生谈话前后，应该找人或自己一直陪伴他，直到顺利转交给其他人。
有时候为保险起见，教师可以和学生进行安全约定，请学生承诺自己在某段时间内会维护自身安全。如果有自伤自杀或伤人想法，需要拨打约定好的联系人电话。这样的安全约定最好采用书面契约形式，通过两个人的签署仪式，加强学生自身保护意识，同时也为将来发生意外提供教师积极处理的行为凭证。
(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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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通教师能力有限，我们对于教师危机管理的职责定位为早发现、早预防和早转介。当教师通过前期谈话，尤其是采用简式健康量表进行评估以后，确认学生处在危机风险中，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进行干预和处理，而是实施转介。
学校危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台湾研究者开发出生态合作取向的校园三级辅导模式，并用“红黄绿”交通标志来说明各级的主要职责：绿色代表初级发展性辅导，可融入平常教学和常规学习，达到观念倡导与问题预防的作用，属于全校性工作，需要全体教职员工参与；黄色代表二级介入性辅导，需要针对高风险人群实时注意、及早处理，需要班主任和专兼职心理教师参与；红色代表三级处遇性辅导，针对已经超出学校教师能力范围的严重问题，联合社区、医疗等地方资源，采取紧急与密集处理[6]。
教师转介从工作层面上包括从初级性辅导转介到介入性辅导，进而转介到处遇性辅导；从工作对象上包括转介给学校的专兼职心理教师、学生的监护人、地方专业的危机应对组织和机构。因此学校需要建立高风险学生的转介机制，提供教师可以转介的资源与人员。学校危机管理强调资源整合与人员合作，因此危机的早风险、早预防与早转介不单是教师的素养问题，同时涉及学校的体制问题，需要从系统和生态角度进行全局和宏观的制度建构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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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写到：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然而规定却没有明确何种方式才是所谓的“适当”。于是很多教师都发出了“今天，我们还敢批评学生吗”的疑问和感叹[7]。脱离具体情境谈论是否敢批评学生对于解决具体问题并无助益，重要的是如何让教育教学时常处在关怀反思状态，做出具有智慧性的教育反应。“停问陪转”技术我们在校园自杀守门人培训中做过大力推广，收到了较好的效果[8]。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次教育谈话都做好充分准备，相信校园危机事件会大大减少，和谐友善的校园风气也会慢慢营造和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赵晶.全员参与，全程管理——系统观视角下的学校危机干预[M].浙江省中小学校园心理危机干预指导手册，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编，宁波：宁波出版社，2014：22-32.
[2]石益平.谁来挽救教师声誉[J].人民教育，201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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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莉亚，赵晶.情绪工作视角下的教师职业倦怠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5(3)：77-81.
[4]田国秀.师生冲突：从权力失衡到权力平衡[J].人民教育，2014(2)：40-43.
[5]徐莉亚，赵晶.有准备的教育谈话：设计与实施[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5，269(6)：44-45.
[6]王丽斐，杜淑芬等.生态合作取向的学校三级辅导体制：WISER模式介绍[J].辅导季刊，2013(6)：4-11.
[7]宗集.今天，我们还敢批评学生吗？[J].人民教育，2015(3)：8-9.
[8]徐莉亚，赵晶.校园自杀预防“守门人”培训课程的开发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15(12)：33—36.
(作者单位：1.金华市广播电视大学，金华，321000；2.浙江省金华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金华，321000)
编辑/刘 扬 终校/于 洪, 百拇医药(徐莉亚?赵晶)
为了更好地识别危机征兆，教师需要调整自身的情绪和认知，从自动反应状态转化为关怀反思状态。这样的调整和变化需要时间和工具，为此我们通过自我提问的方式，帮助教师调控自身的状态。这些问题包括：我和学生现在心情平静吗？现在的时间和地方适合谈话吗？了解学生哪些情况有利于谈话？我准备通过谈话解决什么问题？谈话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样的方式和语气比较适合解决问题？我准备好开始谈话了吗？等等[5]。我们总是请教师采用关怀和耐心的态度对待学生，却少有人对于关怀和耐心等态度做出细致的行为描述和解释。通过这样的自我提问，可以有效帮助教师调整自身，进入有准备的教育谈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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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
面对问题情境中的学生，教师往往会从两个方向开展谈话。一是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开始批评，不给学生解释机会。二是追问问题发生原因，通过“为什么”让学生自己承担错误责任。以上两种谈话都会引发学生的抗拒，无法表达教师想要提供帮助的态度。我们建议教师谈话主要问事情、问心情和问可能性。
所谓问事情就是给学生一个从他的视角解释自身动机和想法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能不能和老师说说？然后积极倾听，切忌做出任何是非曲直的判断和假设。问心情是教师表现关怀和共情的过程，教师可以问：这件事让你感到很伤心(愤怒、委屈等)，是不是？让学生感觉教师关注他的体验和感受。这两类问题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学生情绪，为教育谈话奠定良好的关系和基础。
问可能性是教师对危机风险进行评估的过程，問题主要根据简式健康量表(BRSR-5)设计。简式健康量表由台湾大学医学院李明滨教授等人研发，题量少使用方便，被称为筛检个人精神症状的最佳“心情温度计”。其题目包括：感觉紧张不安；觉得容易苦恼或容易动怒；感觉抑郁和心情低落；觉得比不上别人；睡眠困难，譬如难以入睡，易醒或早醒；有自杀的想法。中国社会对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具有污名化倾向，忌讳谈论自身心理，尤其是负面感受。为此教师需要将这些问题转为融合到学校生活的话题中来，进行间接性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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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陪
我们对近期学校危机事件进行分析，发现很多学生出现冲动的意外行为往往在没有人陪伴的时候，比如去办公室、回教室、到寝室、回家和上学路上等时间段。很多教师在与学生谈话结束以后，往往主观认定谈话已经取得成效，一句“以后不能这样了”就让学生独自离开。危机事件的发生有着复杂因素，学生可能已经累积了大量涵盖自身、家庭和学校等问题的风险因素，化解需要长期而细致的工作，一次谈话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建议教师在找学生谈话前后，应该找人或自己一直陪伴他，直到顺利转交给其他人。
有时候为保险起见，教师可以和学生进行安全约定，请学生承诺自己在某段时间内会维护自身安全。如果有自伤自杀或伤人想法，需要拨打约定好的联系人电话。这样的安全约定最好采用书面契约形式，通过两个人的签署仪式，加强学生自身保护意识，同时也为将来发生意外提供教师积极处理的行为凭证。
(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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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通教师能力有限，我们对于教师危机管理的职责定位为早发现、早预防和早转介。当教师通过前期谈话，尤其是采用简式健康量表进行评估以后，确认学生处在危机风险中，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进行干预和处理，而是实施转介。
学校危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台湾研究者开发出生态合作取向的校园三级辅导模式，并用“红黄绿”交通标志来说明各级的主要职责：绿色代表初级发展性辅导，可融入平常教学和常规学习，达到观念倡导与问题预防的作用，属于全校性工作，需要全体教职员工参与；黄色代表二级介入性辅导，需要针对高风险人群实时注意、及早处理，需要班主任和专兼职心理教师参与；红色代表三级处遇性辅导，针对已经超出学校教师能力范围的严重问题，联合社区、医疗等地方资源，采取紧急与密集处理[6]。
教师转介从工作层面上包括从初级性辅导转介到介入性辅导，进而转介到处遇性辅导；从工作对象上包括转介给学校的专兼职心理教师、学生的监护人、地方专业的危机应对组织和机构。因此学校需要建立高风险学生的转介机制，提供教师可以转介的资源与人员。学校危机管理强调资源整合与人员合作，因此危机的早风险、早预防与早转介不单是教师的素养问题，同时涉及学校的体制问题，需要从系统和生态角度进行全局和宏观的制度建构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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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写到：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然而规定却没有明确何种方式才是所谓的“适当”。于是很多教师都发出了“今天，我们还敢批评学生吗”的疑问和感叹[7]。脱离具体情境谈论是否敢批评学生对于解决具体问题并无助益，重要的是如何让教育教学时常处在关怀反思状态，做出具有智慧性的教育反应。“停问陪转”技术我们在校园自杀守门人培训中做过大力推广，收到了较好的效果[8]。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次教育谈话都做好充分准备，相信校园危机事件会大大减少，和谐友善的校园风气也会慢慢营造和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赵晶.全员参与，全程管理——系统观视角下的学校危机干预[M].浙江省中小学校园心理危机干预指导手册，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编，宁波：宁波出版社，2014：22-32.
[2]石益平.谁来挽救教师声誉[J].人民教育，201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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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莉亚，赵晶.情绪工作视角下的教师职业倦怠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5(3)：77-81.
[4]田国秀.师生冲突：从权力失衡到权力平衡[J].人民教育，2014(2)：40-43.
[5]徐莉亚，赵晶.有准备的教育谈话：设计与实施[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5，269(6)：44-45.
[6]王丽斐，杜淑芬等.生态合作取向的学校三级辅导体制：WISER模式介绍[J].辅导季刊，2013(6)：4-11.
[7]宗集.今天，我们还敢批评学生吗？[J].人民教育，2015(3)：8-9.
[8]徐莉亚，赵晶.校园自杀预防“守门人”培训课程的开发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15(12)：33—36.
(作者单位：1.金华市广播电视大学，金华，321000；2.浙江省金华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金华，321000)
编辑/刘 扬 终校/于 洪, 百拇医药(徐莉亚?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