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的心理咨询策略选择(2)
心理咨询的本土化获得专家学者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最先见于文献的是1992年江光荣的《中国化——心理咨询在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进入21世纪后，心理咨询本土化的呼声更高，也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2001年12月中旬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华人文化与心理辅导国际研讨会”，来自我国内地、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一百多名心理咨询专家和临床心理学家热切地讨论了心理咨询本土化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本土化的治疗技术、方法，这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咨询本土化的发展。
(三)“当事人中心疗法”与中国文化的契合与现实冲突
“当事人中心疗法”在中国的推广和实践，遇到了来自文化的迎合和排斥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方面，“当事人中心疗法”的诸多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好的契合度，使得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当事人可能更倾向于接受价值中立的、非指导式的咨询与治疗；另一方面，当今中国人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要求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当事人更倾向于接受指导式的咨询与治疗方法而不是非指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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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事人中心疗法”与中国文化的契合
研究发现，罗杰斯心理治疗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可以追溯到老子哲学，老子哲学对罗杰斯的心理治疗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两者间存在着相同或相通之处，特别是老子哲学中的人贵论、无为思想，在罗杰斯心理治疗思想中均有体现，老子哲学中的某些观点和论述可以诠释罗杰斯心理治疗思想中的真诚一致、无条件积极关注及同感理解等方法论原则。汪新建等(2001)也认为，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那里汲取了营养，在方法论上借鉴了老子哲学。江光荣(2001)认为，当事人中心辅导理论的主要部分，尤其是其理念方面，与中国文化有相当好的契合性。
关于罗杰斯“当事人中心疗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我国学者徐红(2000)进行了深入而精辟的分析：
(1)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与中国文化中对人性的主体看法“性善说”相吻合，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在长期的文化环境影响中所形成的人性观，可以说，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在人性观问题上的价值取舍与中国人在人性观问题上的价值取舍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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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强调非指导性的心理辅导，强调自我意识、自我依赖等原则，同孔子的启发式教育中强调循循善诱，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强调无言之教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香港学者岳晓东建议将罗杰斯非指导性心理辅导方法与孔子启发式教育思想结合，建立启发式辅导模式，以适应中国文化土壤和中国人的人格特征。
(3)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在治疗目标上所追求的“去伪存真”“成为自己”，正是追求祛除蒙蔽一个人本性的外在的东西，唤醒人的本性，尊重个体按照他自己的本性去生活的权利。这其实正是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在人性问题上的拓展及其追求的人生目标。
(4)以人为中心疗法的咨询者在咨询过程中的表现很有些老子清静无为思想的特点。事实上，罗杰斯的确非常欣赏《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可见，当事人中心疗法要求咨询者顺应当事人心理发展的规律，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以促使当事人能自觉自悟，反对咨询者耳提面命似的教导，反对由咨询者告诉当事人什么好、什么不好的做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高度的契合。这为我国心理咨询工作者在选择“当事人中心疗法”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采用“非指导式”的咨询与治疗策略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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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对“指导式”咨询与治疗需求的文化根源与现实选择
文化对人的影响并非单一的。在中国是否应实践罗杰斯倡导的“非指导性”心理服务，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既涉及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受制于国人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策略的偏爱倾向。
曾文星(1987)、岳晓东(1994)、王行娟(2000)等认为，由于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倾向于保守、稳定、和谐，依赖权威的指导，非指导性咨询在中国不适用。苏国强等(2001)在对中国本土心理咨询的形式和方法进行研究时指出，现有中国文化仍带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面子、人情、权威崇拜仍是民族性格的核心，西方的许多心理咨询与治疗模式，并不适合中国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因而传统的本土的亲友安慰式、领导谈心式、权威评导式的心理问题解决方式更适合中国人。
研究发现，一些求助者认为心理治疗完全是心理医生的责任。他们把心理医生当作“救世主”，把自己的所有心理“包袱”都抖给医生，以为医生应该有能力把它们一一解开，自己不需承担责任，不需内省。尚国营(2001)的研究发现，在中小学生中，为数不少的人对心理咨询的效果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认为心理咨询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如：希望通过辅导，得到一个“短、平、快”的方法捷径，尽快让自己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生活，等等。在心理咨询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情绪极为低落，甚至濒临绝境，张口就说：“老师，我没法活下去了，救救我吧!”如果咨询师没有开出“灵丹妙药”或者症状有反复，就断言“自己没有救了”，就认为咨询师没有绝招，从而放弃咨询，自暴自弃。
, http://www.100md.com
中国的来访者往往不能很坦然地在咨询人员面前袒露自己的问题，但又期望咨询员能给予他们直截了当的指导和帮助。这说明中国的来访者对“非指导式”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策略持排斥的态度，或至少表明中国的来访者对“指导式”心理咨询与治疗策略的偏爱。
可见，中国人对“指导式”心理咨询与治疗的需求，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并有强烈的现实选择愿望。这种文化的影响和现实选择的愿望，对于“当事人中心疗法”而言是“摧毁性”的，使得中国的心理咨询工作者在选择咨询与治疗策略时有所顾虑。
三、求同存异，走特色之路
“当事人中心疗法”作为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与方法的杰出代表，虽备受推崇，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其咨询治疗理念与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遭遇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罗杰斯“当事人中心疗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使其更易于被国人接受而成为颇受欢迎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由于在文化根源中形成的国人个性行为特点及当前中国人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现实选择愿望与“当事人中心疗法”的理论与方法存在一定的冲突，又使得国人在接受该理论和方法时存在较强的抵触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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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与治疗是一项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工作对象是人而非动物或机器，而凡是以人为对象的工作都应该讲求方法的灵活性。心理咨询与治疗是一项帮助人成长的工作，其最终目的是使当事人能够“自助”。用什么样的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所选择的方法和策略要能在帮助当事人最终达到自助的目标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和策略的帮助。在面对如何看待和选择“当事人中心疗法”的理念和策略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求同存异，走特色之路。“价值中立”的原则是应该要把握的，“非指导式”的策略也是应该坚持的，但我们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我们可以在“价值中立”的原则上，充分发挥咨询工作者的智慧，对来访者进行“隐形”指导，这对咨询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咨询者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做到。
其实，对任何方法和技能进行调整和改造都是正常的，正如江光荣(2001)所说：“很难想象，‘当事人中心疗法’能够原封不动地搬来，不加任何改造地应用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当事人。事实上，我以为中国的治疗者在实践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时候，都不自觉地对其作了一些调整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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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方法和策略进行调整，对那些不适应来访者的传统方法和策略进行改造，为广大来访者提供高效、优质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何乐而不为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春兴. 心理学思想的流变——心理学名人传[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16.
[2]江光荣. 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学[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05.
[3]江光荣. 心理咨询与治疗[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295-298，312，380.
[4]吴红顺，李恒庆. 本土化：心理咨询与辅导的一种新趋势[J]. 龙岩师专学报，2003，21(2)：96-97.
(作者单位：浙江省建德市新世纪实验学校，建德，311600)
编辑 / 于 洪 杨 怡 终校 / 何 妍, 百拇医药(王佳权 丁红燕)
(三)“当事人中心疗法”与中国文化的契合与现实冲突
“当事人中心疗法”在中国的推广和实践，遇到了来自文化的迎合和排斥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方面，“当事人中心疗法”的诸多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好的契合度，使得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当事人可能更倾向于接受价值中立的、非指导式的咨询与治疗；另一方面，当今中国人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要求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当事人更倾向于接受指导式的咨询与治疗方法而不是非指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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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事人中心疗法”与中国文化的契合
研究发现，罗杰斯心理治疗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可以追溯到老子哲学，老子哲学对罗杰斯的心理治疗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两者间存在着相同或相通之处，特别是老子哲学中的人贵论、无为思想，在罗杰斯心理治疗思想中均有体现，老子哲学中的某些观点和论述可以诠释罗杰斯心理治疗思想中的真诚一致、无条件积极关注及同感理解等方法论原则。汪新建等(2001)也认为，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那里汲取了营养，在方法论上借鉴了老子哲学。江光荣(2001)认为，当事人中心辅导理论的主要部分，尤其是其理念方面，与中国文化有相当好的契合性。
关于罗杰斯“当事人中心疗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我国学者徐红(2000)进行了深入而精辟的分析：
(1)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与中国文化中对人性的主体看法“性善说”相吻合，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在长期的文化环境影响中所形成的人性观，可以说，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在人性观问题上的价值取舍与中国人在人性观问题上的价值取舍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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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强调非指导性的心理辅导，强调自我意识、自我依赖等原则，同孔子的启发式教育中强调循循善诱，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强调无言之教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香港学者岳晓东建议将罗杰斯非指导性心理辅导方法与孔子启发式教育思想结合，建立启发式辅导模式，以适应中国文化土壤和中国人的人格特征。
(3)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疗法”在治疗目标上所追求的“去伪存真”“成为自己”，正是追求祛除蒙蔽一个人本性的外在的东西，唤醒人的本性，尊重个体按照他自己的本性去生活的权利。这其实正是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在人性问题上的拓展及其追求的人生目标。
(4)以人为中心疗法的咨询者在咨询过程中的表现很有些老子清静无为思想的特点。事实上，罗杰斯的确非常欣赏《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可见，当事人中心疗法要求咨询者顺应当事人心理发展的规律，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以促使当事人能自觉自悟，反对咨询者耳提面命似的教导，反对由咨询者告诉当事人什么好、什么不好的做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高度的契合。这为我国心理咨询工作者在选择“当事人中心疗法”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采用“非指导式”的咨询与治疗策略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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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对“指导式”咨询与治疗需求的文化根源与现实选择
文化对人的影响并非单一的。在中国是否应实践罗杰斯倡导的“非指导性”心理服务，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既涉及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受制于国人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策略的偏爱倾向。
曾文星(1987)、岳晓东(1994)、王行娟(2000)等认为，由于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倾向于保守、稳定、和谐，依赖权威的指导，非指导性咨询在中国不适用。苏国强等(2001)在对中国本土心理咨询的形式和方法进行研究时指出，现有中国文化仍带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面子、人情、权威崇拜仍是民族性格的核心，西方的许多心理咨询与治疗模式，并不适合中国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因而传统的本土的亲友安慰式、领导谈心式、权威评导式的心理问题解决方式更适合中国人。
研究发现，一些求助者认为心理治疗完全是心理医生的责任。他们把心理医生当作“救世主”，把自己的所有心理“包袱”都抖给医生，以为医生应该有能力把它们一一解开，自己不需承担责任，不需内省。尚国营(2001)的研究发现，在中小学生中，为数不少的人对心理咨询的效果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认为心理咨询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如：希望通过辅导，得到一个“短、平、快”的方法捷径，尽快让自己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生活，等等。在心理咨询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情绪极为低落，甚至濒临绝境，张口就说：“老师，我没法活下去了，救救我吧!”如果咨询师没有开出“灵丹妙药”或者症状有反复，就断言“自己没有救了”，就认为咨询师没有绝招，从而放弃咨询，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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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来访者往往不能很坦然地在咨询人员面前袒露自己的问题，但又期望咨询员能给予他们直截了当的指导和帮助。这说明中国的来访者对“非指导式”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策略持排斥的态度，或至少表明中国的来访者对“指导式”心理咨询与治疗策略的偏爱。
可见，中国人对“指导式”心理咨询与治疗的需求，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并有强烈的现实选择愿望。这种文化的影响和现实选择的愿望，对于“当事人中心疗法”而言是“摧毁性”的，使得中国的心理咨询工作者在选择咨询与治疗策略时有所顾虑。
三、求同存异，走特色之路
“当事人中心疗法”作为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与方法的杰出代表，虽备受推崇，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其咨询治疗理念与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遭遇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罗杰斯“当事人中心疗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使其更易于被国人接受而成为颇受欢迎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由于在文化根源中形成的国人个性行为特点及当前中国人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现实选择愿望与“当事人中心疗法”的理论与方法存在一定的冲突，又使得国人在接受该理论和方法时存在较强的抵触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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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与治疗是一项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工作对象是人而非动物或机器，而凡是以人为对象的工作都应该讲求方法的灵活性。心理咨询与治疗是一项帮助人成长的工作，其最终目的是使当事人能够“自助”。用什么样的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所选择的方法和策略要能在帮助当事人最终达到自助的目标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和策略的帮助。在面对如何看待和选择“当事人中心疗法”的理念和策略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求同存异，走特色之路。“价值中立”的原则是应该要把握的，“非指导式”的策略也是应该坚持的，但我们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我们可以在“价值中立”的原则上，充分发挥咨询工作者的智慧，对来访者进行“隐形”指导，这对咨询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咨询者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做到。
其实，对任何方法和技能进行调整和改造都是正常的，正如江光荣(2001)所说：“很难想象，‘当事人中心疗法’能够原封不动地搬来，不加任何改造地应用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当事人。事实上，我以为中国的治疗者在实践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时候，都不自觉地对其作了一些调整和改造。”
, 百拇医药
根据实际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方法和策略进行调整，对那些不适应来访者的传统方法和策略进行改造，为广大来访者提供高效、优质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何乐而不为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春兴. 心理学思想的流变——心理学名人传[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16.
[2]江光荣. 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学[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05.
[3]江光荣. 心理咨询与治疗[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295-298，312，380.
[4]吴红顺，李恒庆. 本土化：心理咨询与辅导的一种新趋势[J]. 龙岩师专学报，2003，21(2)：96-97.
(作者单位：浙江省建德市新世纪实验学校，建德，311600)
编辑 / 于 洪 杨 怡 终校 / 何 妍, 百拇医药(王佳权 丁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