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归因错误的文化局限性(1)
摘 要 基本归因错误曾被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归因倾向，然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却发现：不同文化脉络中的人表现出不同的归因倾向，确切地说，归因实际上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即便是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亦具有文化局限性。进而言之，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打破了以往心理学中关于人们的基本认知过程和方式具有文化普遍性的思维定式。由此看来，心理学研究只有立足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脉络，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类的心理和行为。
关键词 基本归因错误，东西方差异，文化心理学。
分类号B849:C91
归因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而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FAE)，则是以往归因研究所发现并予以定性为“基本”、“错误”的一种最著名、最有趣的归因倾向。确切地说，基本归因错误是指一种将他人的行为自发归因于行为主体的个人特征而不是情境因素的稳定倾向。显然，个人特征并不能完全解释主体行为，甚至不一定是促使主体行为的主要变量。在这个意义上，基本归因错误确实是一种有偏差或错误的归因倾向。至于“基本”的定性，其意涵是说基本归因错误在人的归因倾向中具有普遍性，或者说，基本归因错误具有文化普遍性。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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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基本归因错误可以说是得到最多记录和研究的一种归因偏差。50年来的相关研究似乎已经将基本归因错误的存在塑造成了一个基本的归因现象，也就是说，正是基本归因错误导致了人们系统地低估行为由外因引起的程度。然而，从1977年起，基本归因错误成为了引起众多争议的主题，许多学者开始不断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对它进行解释[1]。文化心理学的兴起即为这类探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许多研究表明，基本归因错误并不是一个简单划一的现象，其背后实际上隐含了不同的文化脉络。
1 基本归因错误的确立
最早提出基本归因错误的是海德[2]，但最早证明基本归因错误的则是Jones和Harris[3]。Jones和Harris在一个实验中，要求学生受试者阅读一篇短文，并宣称文章的作者是另一位学生(目标人物)。需要说明的是，这篇短文就当时的某个重要社会论题明确提出了支持或反对的观点。在所谓“没有选择”的实验条件下，研究者清楚地告诉受试者，目标人物在撰写该篇文章时对于自己究竟采用哪种观点是没有选择的。比如说，目标人物是在政治考试中被要求写一篇文章赞同卡斯特罗(Castro)统治的古巴。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人们通常会预期这一信息将消除文章反映作者真实信念的任何预设。但有趣的是，相对于那些阅读持反对态度的文章的受试者来说，阅读持赞成态度的文章更多地报告说，他们认为文章的作者本身就可能是持赞成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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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述实验之后，研究者在许多对欧洲和美国的受试者进行的实验中都发现，人们经常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人格、动机或态度等内在特质上，即使有明显的情境限制或社会原因导致这种行为时也是如此。显然，在外部因素能充分解释他人行为的情形下，仍然从这个人的相应内在特质去进行归因推理是不符合逻辑的。因此，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在人们的归因倾向中存在这样一种偏向于从个人内在或气质性特点而不是从外部限制因素来解释社会行为的偏差，即相应性偏差。为强调其普遍性、活跃性和非逻辑性，Ross将这种归因偏差称作“基本归因错误”(FAE)[4]。
对基本归因错误的解释最早来自于格式塔心理学。格式格心理学的理论认为，当我们与他人进行互动时，这个人的行为在我们的知觉中占据凸显或优势的位置，因此，观察者会由于对互动对象人物的关注而低估情境的作用。以后的归因理论家大都采用这种观点并提出基本归因错误是特定知觉经验的自动结果。
然而，不断深入的研究对基本归因错误的普遍性提出了疑问。首先，研究者注意到，幼儿非但不会做出特质归因，反而会关注于情境；实际上，儿童直到童年晚期时才开始对事件做出特质归因[5,6]。其次，研究者发现，基本归因错误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具体地说，基本归因错误只是西方人归因的一个特色，而在非西方文化中，这种归因倾向并不显著[7]。关于这种文化差异的观点和研究近来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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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西方归因差异
发展心理学家J. Miller最早对归因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8]。她比较的对象是印度人和美国人。她让一些来自中产阶级的中年人分别描述他们的一个熟人做过的错事和对别人有益的事，然后让他们解释为什么人们会这么做。结果显示，美国的受试者倾向于从行为者的人格特质和其它性格倾向来解释，印度人则倾向于从情景因素来解释。实际上，美国人给出的特质归因是印度人的两倍，而印度人在行为解释中给出的情景因素则是美国人的两倍。当然，仅此并不能完全说明美国人和印度人具有不同的归因模式，因为他们解释的对象毕竟不是同样的事件。进一步，Miller让美国的受试者就印度人提到的行为进行解释，结果美国人使用了同样的特质性解释，与解释他们自己描述的行为采取了一样的方式，由此可以推断，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在归因方式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别。
1991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一名叫做卢刚的中国留学生先是在奖学金竞争中失败，接着又在申请一份与学术相关的职位时失之交臂，于是他在当年10月31号开枪打死了处理他申请书的导师以及一些旁观者，然后自杀了。就此事件，社会心理学家M. Morris和彭凯平发现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的报道在对卢刚的行为解释上相当不同，美国媒体几乎都将凶杀案的原因集中在卢刚的个人特质上，而中国的报道则强调了卢刚生活的环境因素。随后他们对美国和中国对此事件的报道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内容分析，结果印证了他们最初的看法。但这有没有可能是爱国主义在作祟呢？难道因为杀人者是个中国人，于是中国的媒体在报道时就为他进行了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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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在卢刚事件发生的同一年，密歇根的一位邮局工作人员，Thomas McIlvane，在失业以后没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于当年12月14日，他来到原先工作过的邮局开枪射杀了他的上司、几名同事以及几名路人。Morris和彭凯平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与卢刚事件相同的内容分析，发现了与报道卢刚事件相同的报道倾向——美国记者关注于McIlvane的个人气质，从他过去的行为中推断的态度和特质，而中国的记者则强调影响McIlvane杀人行为的情境因素。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文化中的人对社会行为的归因确实有所不同，而爱国主义并不构成影响归因差异的原因。Morris和彭凯平然后要求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受试者分别解释这两起事件，结果得到了相同的归因差别模式，即中国受试者倾向于背景性的解释，而美国受试者倾向于特质性解释。这些不同倾向不管是在受试者解释美国凶手还是中国凶手的行为时都得到了体现。在列举了关于这两起谋杀事件的许多背景因素后，Morris和彭凯平进一步让受试者判断：如果环境不同的话，比如卢刚找到一份工作或McIlvane在当地有很多朋友的话，凶杀案是否还会发生。对此，中国受试者认为凶杀案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而美国的受试者则认为不管环境怎么不同凶杀案都必然会发生[9]。
Lee, Hallahan和Herzog等人也指出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例子。在对体育比赛进行报道时，香港记者总是对比赛结果做出背景性的解释；而美国记者则通常给出特质性的解释[10]。
[ 下 页 ], 百拇医药(李 陈 陈午晴)
关键词 基本归因错误，东西方差异，文化心理学。
分类号B849:C91
归因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而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FAE)，则是以往归因研究所发现并予以定性为“基本”、“错误”的一种最著名、最有趣的归因倾向。确切地说，基本归因错误是指一种将他人的行为自发归因于行为主体的个人特征而不是情境因素的稳定倾向。显然，个人特征并不能完全解释主体行为，甚至不一定是促使主体行为的主要变量。在这个意义上，基本归因错误确实是一种有偏差或错误的归因倾向。至于“基本”的定性，其意涵是说基本归因错误在人的归因倾向中具有普遍性，或者说，基本归因错误具有文化普遍性。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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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基本归因错误可以说是得到最多记录和研究的一种归因偏差。50年来的相关研究似乎已经将基本归因错误的存在塑造成了一个基本的归因现象，也就是说，正是基本归因错误导致了人们系统地低估行为由外因引起的程度。然而，从1977年起，基本归因错误成为了引起众多争议的主题，许多学者开始不断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对它进行解释[1]。文化心理学的兴起即为这类探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许多研究表明，基本归因错误并不是一个简单划一的现象，其背后实际上隐含了不同的文化脉络。
1 基本归因错误的确立
最早提出基本归因错误的是海德[2]，但最早证明基本归因错误的则是Jones和Harris[3]。Jones和Harris在一个实验中，要求学生受试者阅读一篇短文，并宣称文章的作者是另一位学生(目标人物)。需要说明的是，这篇短文就当时的某个重要社会论题明确提出了支持或反对的观点。在所谓“没有选择”的实验条件下，研究者清楚地告诉受试者，目标人物在撰写该篇文章时对于自己究竟采用哪种观点是没有选择的。比如说，目标人物是在政治考试中被要求写一篇文章赞同卡斯特罗(Castro)统治的古巴。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人们通常会预期这一信息将消除文章反映作者真实信念的任何预设。但有趣的是，相对于那些阅读持反对态度的文章的受试者来说，阅读持赞成态度的文章更多地报告说，他们认为文章的作者本身就可能是持赞成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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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述实验之后，研究者在许多对欧洲和美国的受试者进行的实验中都发现，人们经常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人格、动机或态度等内在特质上，即使有明显的情境限制或社会原因导致这种行为时也是如此。显然，在外部因素能充分解释他人行为的情形下，仍然从这个人的相应内在特质去进行归因推理是不符合逻辑的。因此，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在人们的归因倾向中存在这样一种偏向于从个人内在或气质性特点而不是从外部限制因素来解释社会行为的偏差，即相应性偏差。为强调其普遍性、活跃性和非逻辑性，Ross将这种归因偏差称作“基本归因错误”(FAE)[4]。
对基本归因错误的解释最早来自于格式塔心理学。格式格心理学的理论认为，当我们与他人进行互动时，这个人的行为在我们的知觉中占据凸显或优势的位置，因此，观察者会由于对互动对象人物的关注而低估情境的作用。以后的归因理论家大都采用这种观点并提出基本归因错误是特定知觉经验的自动结果。
然而，不断深入的研究对基本归因错误的普遍性提出了疑问。首先，研究者注意到，幼儿非但不会做出特质归因，反而会关注于情境；实际上，儿童直到童年晚期时才开始对事件做出特质归因[5,6]。其次，研究者发现，基本归因错误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具体地说，基本归因错误只是西方人归因的一个特色，而在非西方文化中，这种归因倾向并不显著[7]。关于这种文化差异的观点和研究近来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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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西方归因差异
发展心理学家J. Miller最早对归因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8]。她比较的对象是印度人和美国人。她让一些来自中产阶级的中年人分别描述他们的一个熟人做过的错事和对别人有益的事，然后让他们解释为什么人们会这么做。结果显示，美国的受试者倾向于从行为者的人格特质和其它性格倾向来解释，印度人则倾向于从情景因素来解释。实际上，美国人给出的特质归因是印度人的两倍，而印度人在行为解释中给出的情景因素则是美国人的两倍。当然，仅此并不能完全说明美国人和印度人具有不同的归因模式，因为他们解释的对象毕竟不是同样的事件。进一步，Miller让美国的受试者就印度人提到的行为进行解释，结果美国人使用了同样的特质性解释，与解释他们自己描述的行为采取了一样的方式，由此可以推断，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在归因方式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别。
1991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一名叫做卢刚的中国留学生先是在奖学金竞争中失败，接着又在申请一份与学术相关的职位时失之交臂，于是他在当年10月31号开枪打死了处理他申请书的导师以及一些旁观者，然后自杀了。就此事件，社会心理学家M. Morris和彭凯平发现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的报道在对卢刚的行为解释上相当不同，美国媒体几乎都将凶杀案的原因集中在卢刚的个人特质上，而中国的报道则强调了卢刚生活的环境因素。随后他们对美国和中国对此事件的报道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内容分析，结果印证了他们最初的看法。但这有没有可能是爱国主义在作祟呢？难道因为杀人者是个中国人，于是中国的媒体在报道时就为他进行了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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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在卢刚事件发生的同一年，密歇根的一位邮局工作人员，Thomas McIlvane，在失业以后没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于当年12月14日，他来到原先工作过的邮局开枪射杀了他的上司、几名同事以及几名路人。Morris和彭凯平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与卢刚事件相同的内容分析，发现了与报道卢刚事件相同的报道倾向——美国记者关注于McIlvane的个人气质，从他过去的行为中推断的态度和特质，而中国的记者则强调影响McIlvane杀人行为的情境因素。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文化中的人对社会行为的归因确实有所不同，而爱国主义并不构成影响归因差异的原因。Morris和彭凯平然后要求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受试者分别解释这两起事件，结果得到了相同的归因差别模式，即中国受试者倾向于背景性的解释，而美国受试者倾向于特质性解释。这些不同倾向不管是在受试者解释美国凶手还是中国凶手的行为时都得到了体现。在列举了关于这两起谋杀事件的许多背景因素后，Morris和彭凯平进一步让受试者判断：如果环境不同的话，比如卢刚找到一份工作或McIlvane在当地有很多朋友的话，凶杀案是否还会发生。对此，中国受试者认为凶杀案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而美国的受试者则认为不管环境怎么不同凶杀案都必然会发生[9]。
Lee, Hallahan和Herzog等人也指出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例子。在对体育比赛进行报道时，香港记者总是对比赛结果做出背景性的解释；而美国记者则通常给出特质性的解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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