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感知行为控制。围绕这个概念的测量研究者争议最大。计划行为模型建立之初，感知行为控制被界定为：个体对于实施某一行为容易或困难程度的信念，试图反映对内部(知识、技能、意志力)和外部(时间、便利、他人合作等)两方面因素的认知。但在后来的实际应用中，仅侧重从行为控制程度方面进行测量，以反映个体对过去或未来行为实施中遇到的外部障碍的认知[51]。但是，近年来许多研究提出PBC是一个多维构成变量[52]，它作为更高阶的整体概念包括自我效能和控制能力两个因子[53]。Trafimow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也聚合出这两个不同的因子，各种不同的行为研究中也证实控制能力和自我效能存在稳定的区分效度，但自我效能对于意图和行为的预测优于控制能力[52]。

    3.2 新变量的引入

    为改善计划行为模型对行为意图和行为的预测能力，研究人员除从规范前因变量的概念化、操作化方面进行尝试外，也主张在增加新变量、扩展模型方面进行探索[54]。一方面，计划行为模型主要强调行为决策的理性因素，但HIV预防行为在有些情境下不完全受动机因素控制，其他如习惯、道德规范、社会身份认知、感情因素等非理性因素，也会在不同的情景下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55]。另一方面，计划行为模型对变量间的调节因素和心理转化过程关注不足，对核心变量的前因变量和意图-行为间的调节变量的引入，有可能扩大模型的解释力。

    3.2.1 非理性因素的引入

    (1)行为习惯。基于非理性视角和强化理论，人类行为不仅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习惯的产物。一旦形成一定的习惯，人们就会在外部的刺激下自发地重复过去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