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正波的神经发生源与功能意义解释(4)
(Hajcak et al.，2003；Nieuwenhuis et al.，2001，)，其他研究要么发现ERN与错误后的减慢有关(Debener et al.，2005；Gehring et al.，1993)，要么发现Pe与错误后行为调节之间没有联系(Fiehler，Ullsperger，&yon Cramon，2005；Gehring&Knight，2000；Ullsperger＆yon Cramon，2006)。例如，Gehring和Knight(2000)发现前额叶损伤的病人仍像正常人一样表现出了错误后减慢，但是在下一个目标出现时仍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些研究结果对行为适应假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针对这些不一致或相互矛盾的实验结果，Overbeek等(2005)认为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可能存在两个并行的系统来激起错误后的行为适应：位于RCZ中一个快速的前意识系统通过计算和发出奖赏的信号来引导适应性行为，而当出现明显的错误时，另一个慢速的、有意识的错误意义评估系统开始发挥作用。而对于为什么有些研究没有发现Pe与错误后行为调节之间存在联系(比如，Fiehler et al.，2005；Ullsperger＆yon Cramon，2006)。O'Connell等(2007)指出这是因为大多数研究都依赖于对错误后矫正行为的短期测量，比如错误后减慢，但这些行为可能根本就没有反映出错误后行为策略的改变(比如，Gehring&Knight，2000)或者这些行为调节可能不需要有意识地控制与错误侦测(Hester et al.，2005；P，Rabbitt，2002)。O'Cormell等(2007)提出了这样的假设：ERN虽然反映了短期内认知控制的增加，但这个控制过程并不依赖于意识，也不会引起当前试次行为的调节，而由Pe所代表的有意识的错误加工可能引起更广泛地行为策略的适应性调整，这就有可能在长期内引起行为的改变，也就是说，Pe与错误后行为的调节之间的联系不能通过短期的(每一试次)行为测量显现出来，但依赖于长期行为测量(比如整个实验中反应时的变化)。上述观点不但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意识到错误的条件下也表现出了错误减慢，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实验并没有发现Pe与错误后行为调节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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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情绪评估假说(emotional assessment hypothesis)
Falkenstein等(2000)等人提出Pe可能反映了对错误本身及其后果的情绪评估，它受到个体赋予错误主观价值高低的调节(即是否将错误看得很严重：Falkenstein，2004；Falkenstein et al.，2000)。Overbeek等(2005)则进一步指出：个体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以后可能会导致情绪上必然的反应，而对这个错误事件进行情绪评估引起的神经情绪(neuroaffective)加工可能会通过Pe表现出来。目前支持情绪加工假说的证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Falkenstein等(2000)提供的实验结果，他们测查大量的被试以后发现相对于更少犯错误的被试。犯错误更多的被试有更小的Pe波幅(amplitude)。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犯错误更多的被试比犯错误更少的被试将错误及其后果看得更轻(即无所谓)，从而对错误及其后果赋予了较少的主观情绪色彩，在ERP上表现为较小的Pe波幅。另一方面可被看作支持情绪加工假说的实验证据来自对Pe的神经发生源的研究，Pe通常被认为产生于前扣带回喙部，而情绪方面的研究又证实这一区域与情绪的加工有关(Luu，Collins，&Tucker，2000)，所以推论Pe可能反映了情绪评估或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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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证据一，从Falkenstein等(2000)对其结果的解释我们可以推导出，他的基本假设是犯错误更少的被试在犯错误后会比犯错误更多的被试产生更高的负性情绪。虽然许多研究者证实错误本身及其后果往往被人类视为一种令人厌恶的负性刺激(比如，Hajoak&Foti，2008；Luu et al.，2000)，但是Falkenstein等(2000)的这个假设是否成立还值得商榷。因为其他研究者并没有重复出类似的结果，而且事实上高负性情绪的被试比低负性情绪的被试有更小的Pe波幅(Hajeak et al.，2003；Herrmann et al.，2004)。对于证据二，众所周知源定位分析由于其低空间分辨率，其结果的可信度往往受到质疑，而且无论是源定位研究还是fMRI研究都发现除rACC外，Pe还有另外的神经发生源。
目前虽然没有更直接的证据支持情绪评估假设，但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的时会对错误本身或后果产生一系列的情绪评估和反应(比如害怕受到惩罚而来带来的恐惧)。所以，现在抛弃Pe的这种情绪评估的功能意义的解释目前还为时过早，情绪评估假说是否正确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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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e具有与P3类似的功能
先前的研究发现，Pe无论是在波形、潜伏期，还是在头皮地形图(scalp topography)等方面都与P3极其相似(Falkenstein et al.，2000；Leuthold&Sommer，1999；Nieuwenhuis et al.，2001；Overbeeket al.，2005；Shalgi et al.，2009)。P3(P3a，P3b)是一种由刺激引起的慢正波(slow positive wave)ERP成分，它在动机显著性的刺激呈现后300-600 ms出现，并且在中顶(centroparietal)头皮记录点达到峰值(Overbeek et al.，2005；Ridderinkhofet al.，2009；Shalgi et al.，2009)。
Pe与P3除在波形、潜伏期、头皮地形图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外，它们还可能具有相似的功能意义。尽管能诱发P3(P3a，P3b)成分的先行条件(antecedent condition)有很多，比如突显的、新颖的、稀少的、缺乏预期的刺激，但这些刺激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动机显著性(motivational significant)的刺激(Nieuwenhuis，Aston-Jones，&Cohen，2005)，也就是说，这些刺激能促使个体为了获得最佳的行为成绩而发起和改变行为(Ridderinkhof et al.，2009)。而在完成某项任务中出现的错误也可视为一种动机显著性的刺激，因而能诱发P3成分，这早在Donehin，Graaon，Duprce和Coles(1988)的实验中就得到了证实：他们发现词语分类任务中的错误能诱发出P3成分，只不过这个P3成分延迟了大约60ms，
, http://www.100md.com(蒋 军 陈安涛)
针对这些不一致或相互矛盾的实验结果，Overbeek等(2005)认为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可能存在两个并行的系统来激起错误后的行为适应：位于RCZ中一个快速的前意识系统通过计算和发出奖赏的信号来引导适应性行为，而当出现明显的错误时，另一个慢速的、有意识的错误意义评估系统开始发挥作用。而对于为什么有些研究没有发现Pe与错误后行为调节之间存在联系(比如，Fiehler et al.，2005；Ullsperger＆yon Cramon，2006)。O'Connell等(2007)指出这是因为大多数研究都依赖于对错误后矫正行为的短期测量，比如错误后减慢，但这些行为可能根本就没有反映出错误后行为策略的改变(比如，Gehring&Knight，2000)或者这些行为调节可能不需要有意识地控制与错误侦测(Hester et al.，2005；P，Rabbitt，2002)。O'Cormell等(2007)提出了这样的假设：ERN虽然反映了短期内认知控制的增加，但这个控制过程并不依赖于意识，也不会引起当前试次行为的调节，而由Pe所代表的有意识的错误加工可能引起更广泛地行为策略的适应性调整，这就有可能在长期内引起行为的改变，也就是说，Pe与错误后行为的调节之间的联系不能通过短期的(每一试次)行为测量显现出来，但依赖于长期行为测量(比如整个实验中反应时的变化)。上述观点不但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意识到错误的条件下也表现出了错误减慢，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实验并没有发现Pe与错误后行为调节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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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情绪评估假说(emotional assessment hypothesis)
Falkenstein等(2000)等人提出Pe可能反映了对错误本身及其后果的情绪评估，它受到个体赋予错误主观价值高低的调节(即是否将错误看得很严重：Falkenstein，2004；Falkenstein et al.，2000)。Overbeek等(2005)则进一步指出：个体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以后可能会导致情绪上必然的反应，而对这个错误事件进行情绪评估引起的神经情绪(neuroaffective)加工可能会通过Pe表现出来。目前支持情绪加工假说的证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Falkenstein等(2000)提供的实验结果，他们测查大量的被试以后发现相对于更少犯错误的被试。犯错误更多的被试有更小的Pe波幅(amplitude)。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犯错误更多的被试比犯错误更少的被试将错误及其后果看得更轻(即无所谓)，从而对错误及其后果赋予了较少的主观情绪色彩，在ERP上表现为较小的Pe波幅。另一方面可被看作支持情绪加工假说的实验证据来自对Pe的神经发生源的研究，Pe通常被认为产生于前扣带回喙部，而情绪方面的研究又证实这一区域与情绪的加工有关(Luu，Collins，&Tucker，2000)，所以推论Pe可能反映了情绪评估或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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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证据一，从Falkenstein等(2000)对其结果的解释我们可以推导出，他的基本假设是犯错误更少的被试在犯错误后会比犯错误更多的被试产生更高的负性情绪。虽然许多研究者证实错误本身及其后果往往被人类视为一种令人厌恶的负性刺激(比如，Hajoak&Foti，2008；Luu et al.，2000)，但是Falkenstein等(2000)的这个假设是否成立还值得商榷。因为其他研究者并没有重复出类似的结果，而且事实上高负性情绪的被试比低负性情绪的被试有更小的Pe波幅(Hajeak et al.，2003；Herrmann et al.，2004)。对于证据二，众所周知源定位分析由于其低空间分辨率，其结果的可信度往往受到质疑，而且无论是源定位研究还是fMRI研究都发现除rACC外，Pe还有另外的神经发生源。
目前虽然没有更直接的证据支持情绪评估假设，但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的时会对错误本身或后果产生一系列的情绪评估和反应(比如害怕受到惩罚而来带来的恐惧)。所以，现在抛弃Pe的这种情绪评估的功能意义的解释目前还为时过早，情绪评估假说是否正确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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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e具有与P3类似的功能
先前的研究发现，Pe无论是在波形、潜伏期，还是在头皮地形图(scalp topography)等方面都与P3极其相似(Falkenstein et al.，2000；Leuthold&Sommer，1999；Nieuwenhuis et al.，2001；Overbeeket al.，2005；Shalgi et al.，2009)。P3(P3a，P3b)是一种由刺激引起的慢正波(slow positive wave)ERP成分，它在动机显著性的刺激呈现后300-600 ms出现，并且在中顶(centroparietal)头皮记录点达到峰值(Overbeek et al.，2005；Ridderinkhofet al.，2009；Shalgi et al.，2009)。
Pe与P3除在波形、潜伏期、头皮地形图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外，它们还可能具有相似的功能意义。尽管能诱发P3(P3a，P3b)成分的先行条件(antecedent condition)有很多，比如突显的、新颖的、稀少的、缺乏预期的刺激，但这些刺激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动机显著性(motivational significant)的刺激(Nieuwenhuis，Aston-Jones，&Cohen，2005)，也就是说，这些刺激能促使个体为了获得最佳的行为成绩而发起和改变行为(Ridderinkhof et al.，2009)。而在完成某项任务中出现的错误也可视为一种动机显著性的刺激，因而能诱发P3成分，这早在Donehin，Graaon，Duprce和Coles(1988)的实验中就得到了证实：他们发现词语分类任务中的错误能诱发出P3成分，只不过这个P3成分延迟了大约6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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