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江伟 路 红 刘 毅 彭 坚

    (1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广州 510006) (2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1 引言

    早期道德决策研究基于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经典范式, 聚焦于个体道德推理和判断的探索,然而道德决策不仅包含一个推理过程, 同时也包含有情绪参与、躯体经验促进, 并受直觉性所指导(Damasio, 1998; Haidt, 2001; Woiceshyn, 2011;Wright & Baril, 2011)。当决策者面临复杂、不确定性强的道德决策问题时, 由于信息加工能力、时间有限或缺乏先前经验, 个体不会也不可能运用理性的原则进行严密的逻辑计算给出判断, 而往往依据知识经验和主观感受, 通过潜意识的顿悟直接把握对象、认识情境和简化问题, 快速形成判断并做出决策。显然, 经典的道德决策理论在“理性人”的前提下提出的“最优决策”过程与现实、客观的直觉反应是无法完全吻合的。

    随着决策神经科学的发展, 一些研究者尝试采用脑损伤、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等方法探明道德决策的脑神经轨迹, 发现人类行为在很多场合包含了认知与情感、受控与自动相互交叉的四象限过程(Camerer, 2008)。受控过程是串行的、序列化的逻辑推理或计算过程,例如决策树、动态规划; 自动过程是并发的、不被意识所感知的过程(Morewedge & Kahneman,2010)。在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历程中, 道德决策中的自动、潜意识和情感过程对以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为中心的认知推理过程提出了挑战(Greene & Haidt, 2002; Haidt & Kesebir, 2010;Mackenzie, 2012)。在此, 我们将对道德直觉决策(Moral Intuitive Decision-making)概念进行界定,归纳梳理道德直觉决策相关理论、神经机制和影响因素, 探讨道德直觉决策加工机制, 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2 道德直觉决策

    Haidt (2001)认为, 道德判断是一种迅速的、自动评价的直觉结果; 道德推理并不能产生道德判断, 它常常只是一个道德判断之后、为证实这一判断而进行的心理加工。例如, 当人们听到诸如“亲兄妹发生性关系”之类的故事时, 大多数人不需要经由复杂的推理就会立即断定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 然后他们才开始寻找出各种理由来支持这一判断。道德基础理论指出, 人类先天具有一定的道德基础——一套先天而可变化的机制,基于此, 人类在决策情境中的一系列道德问题能够自动触发具有情绪负荷的道德直觉(Graham,Haidt, & Nosek, 2009; Haidt & Joseph,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