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不来提江 刘 扬 朱晓睿 郑 蕊 梁竹苑饶俪琳 吴 斌 李 纾

    (1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49)(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3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4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跨期决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做出了今年播种来年收获的跨期决策,人类才从狩猎文明步入了农耕文明(刘洪志,江程铭,饶俪琳,李纾,2015)。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现代社会最关乎国计民生的两种金融决策(年金保险决策与储蓄决策)都是跨期决策。年金保险决策与储蓄决策可为千家万户降低风险,防范后患,保障生活。虽然这些决策关乎国家和社会的安定,但具体决策却不是在国家层面实施的。国家虽然倡导却不能强制,这些决策都是公民个人的行为,最终还须由具体的决策个体来完成。作为决策者本身的重要心理特质之一,自我(self)对个体做出跨期决策有重要影响(Bartels&Urminsky,2011;Hershfield,Garton,Ballard,Samanez-Larkin,& Knutson,2009;Frederick,Loewenstein,&O'donoghue,2002)。目光长远的自我会更为未来做准备,而目光短浅的自我只顾眼前享乐,不会为未来储蓄或购买养老保险。

    值得注意的是,相同的跨期决策偏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下的美国,民众的储蓄率过低;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民众购买养老保险率过低。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受“自我”影响的个体所做的跨期决策,是在整个文化大环境下完成的,相同的跨期决策偏好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此外,研究者(Mahajna,Benzion,Bogaire,&Shavit,2008;Triandis,1971;Wang,Rieger,&Hens,2010)还发现,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跨期决策偏好不尽相同。因此,跨期决策、自我与文化之间关系密切,对三者关系的探讨不论在理论研究还是现实应用中均有重要意义。在理论研究方面,尽管前人分别探究了文化对自我的影响以及文化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但当文化因素被纳入自我对跨期决策影响的研究中时,问题变得相对复杂,增加了研究者理解跨期决策机制的难度。从现实意义来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推进“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建设之际,跨文化交流必将越来越频繁。无论个体、企业还是国家,在开展与个体和组织的长远利益密切相关的跨期决策中不得不考虑文化差异的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