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绪荣 汪凤炎 陈 翔 魏新东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 210097)

    1 引言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极重要地位(杨国枢,叶光辉,黄丽莉,1989),我国学者一向重视对孝道(filial piety)的研究。但孝道以往一直是历史学、文献学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心理学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涉足(张坤,张文新,2005)。经过40余年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对孝道的定义及内涵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孝道是一套子女以父母为对象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组合,包括认知(孝知)、情感(孝感)、意志(孝意)和行为(孝行)四个方面(杨国枢等,1989;汪凤炎,郑红,2013,pp.255–256)。孝道内涵主要包括敬爱双亲、顺从双亲、谏亲以理、事亲以礼等15项内容(杨国枢等,1989)。张坤和张文新曾对2005以前的孝道研究成果进行过梳理和总结。不过,由于中国现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提倡孝道既看到了家庭在养老中的不可替代性,也有利于减轻政府养老负担。因此近10余年来孝道研究迅速升温,在4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孝道理论研究的突破。早期孝道研究主要基于杨国枢等人(1989)的理论分析。叶光辉(2009a)对其进一步提炼,并结合以往实证研究成果建立了孝道双元模型,近年来该模型在研究中不断完善和成熟。(2)聚集孝道变迁问题。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孝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这引起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Lee&Hong-Kin,2005;范丰慧,汪宏,黄希庭,史慧颖,夏凌翔,2009;刘汶蓉,2012;Xie&Zhu,2009;Luo&Zhan,2012;汪凤炎,许智濛,孙月姣,周玲,2014;李晓彤,王雪玲,王大华,燕磊,2014;曹惟纯,叶光辉,2014)。那么传统孝道在现代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有必要在整理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回答该问题。(3)编制出新的孝道问卷。孝道变迁导致传统孝道测量工具无法满足当前的研究需要,研究者结合时代背景编制了一些新的孝道问卷(Wang,Laidlaw,Power,&Shen,2009;Lum et al.,2015;Yeh&Bedford,2003)。(4)考察了孝道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如孝道与青少年学业成就和学业动机的关系(Chow&Chu,2007;Chen&Ho,2012;Chen&Wong,2014;Hui,Sun,Chow,&Chu,2011)、孝道与青少年自主性发展的关系(Kuo&Liu,2012;Liu,2013;Pan,Gauvain,&Schwartz,2013;Yeh,2004)、孝道与个体幸福感和个体适应性的关系(Cheng&Chan,2006;金灿灿,邹泓,余益兵,2011;陆洛,高旭繁,陈芬忆,2006;Leung,Wong,Wong,&Chang,2010)、孝道与人际关系的关系(Wong,Leung,&Chang,2010;Yeh&Bedford,2004;Li,Zou,Liu,&Zhou,2014,金灿灿等,2011;李启明,陈志霞,2013)以及预测孝道行为的因素(Cheah,?zdemir,&Leung,2012;黄士哲,叶光辉,2013;李启明,徐海燕,2011;金灿灿等,2011)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