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玄娜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北京市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7)

    1 背景及意义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时期,同时也是各种矛盾突发时期。全球风险和转型风险的双重叠加使之面临的风险愈发纷繁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群体性事件频发。四川什邡官民对峙事件、甘肃陇南群众暴动事件、乌坎冲击政府事件、贵阳暴力拆迁事件……这一系列让人无法喘息的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陈天柱,2011;马浩国,秦晓增,杨其连,2012)。反思这些事件的背后,表面上群体性事件是民众抱怨社会治安差,官民、警民关系紧张等具体问题;实则反映了民众对当地政府权威并不认可,暴露出政府决策透明性差,公民不能有效参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单光鼐,2010)。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没有充分考虑民众的可接受性,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风险因素(王二平,2006)。在当今高风险社会,政策的可接受性已经成为评价政策好坏的重要标准(司马媛,童星,2011;童星,2010)。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接受程度以及对政府的满意度已经成为我国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研究将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探讨其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及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以往关于程序公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管理领域,很少有研究将其拓展到公共管理领域,尤其是公共政策领域。事实上,程序公正不仅可以影响微观层面还可以影响宏观层面,因为某些程序主要影响的是一个群体甚至整个社会而不是某几个人,例如：公正的程序可以影响人们对公共政策的评价(Tyler,Boeckmann,Smith,&Huo,1997)。相关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公正的,人们会更接受该政策(Leung,Tong,&Lind,2007),会更信任政府(Ulbig,2008),对政府的评价会更高(Leung et al.,2007)。虽然以往的研究证实程序公正在公共政策领域的积极作用,但是往往存在于西方文化背景下,中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相对缺乏。其次,研究范式一般采用相关性研究,而对民众态度和行为等心理微观层面以及程序公正的内部机制缺少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探讨。而且,因变量主要是态度或行为意向变量,缺乏行为变量的探讨。态度和行为有时未必总是高相关,有时态度对行为的预测力比想象的要弱(Patchen,1983),因此加入行为变量的探讨无疑会使结论更加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以往无论是组织研究还是公共管理研究中均发现程序公正和结果宜人性对态度行为的影响存在显着的交互作用,而且交互作用模式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但是为何会出现两种不同的交互模式,目前尚未探究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