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广 王志浩

    (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太原 030024)

    1 问题的提出

    企业管理者常常面临刚性规则与柔性人情相冲突的困境, 比如员工因家庭变故导致工作分心和失误, 管理者应该照章处罚还是予以照顾？中国组织中的管理者经常出于道义、实用和公正等亲社会动机, 而适当地违反或变通规则。这种现象被称为管理者亲社会违规(Managerial Pro-Social Rule Breaking), 定义为“管理者为了提升组织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福祉, 而有意违背组织正式政策、规章和禁令的行为” (Bryant, Davis, Hancock,& Vardaman, 2010)。然而这种现象所导致的员工行为往往存在差异。在一些管理不善、士气低落的企业中, 经常会听到员工抱怨管理者不按规则办事, 导致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 进而通过反生产和不作为等职场偏差行为来进行对抗。但在有些情境下, 员工则从中看到了管理者的善意、正直、德行和利他动机, 并通过角色外的助人和维持人际和谐等组织公民行为来加以回报。可见,组织公民和职场偏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员工行为,可能都与管理者亲社会违规有着密切联系。鉴于这种矛盾的组织现象, 本研究将试图构建管理者亲社会违规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机理模型, 以从理论上进行解释。

    中国历来就是一种情理社会, 主张人们在做人做事时对情和理做出平衡和调和。而管理者亲社会违规作为一种情与理的矛盾综合体, 其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却存在不同的解释逻辑。在“重情”视角下, 按照特殊主义逻辑, 只有规则兼顾人情并做到情理合一才是正义的(翟学伟, 2004)。而管理者亲社会违规常表现为帮助弱者, 提高效率和实体公正, 展示了管理者的德行, 因而其“徇情”的一面容易得到员工认可, 并通过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加以回报。但在“重理”视角下, 按照普遍主义逻辑, 如果规则被频繁违反会降低其约束力并增加交易成本(North, 1990), 有损规则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因而其“废理”的一面容易造成员工的不公正感、心理契约破裂和负面归因, 并导致消极的偏差行为。在崇尚情大于理的中国社会中,一般认为员工应当为管理者的亲社会性喝彩, 但转型时期的中国员工也日益加强了对组织中规则和“法治”的重视。因而, 中国组织情境下的管理者亲社会违规可能是把双刃剑, 通过“重情”和“重理”两种机制对员工行为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

    此外, 作为一种领导行为, 管理者亲社会违规还是一个跨层次构念, 在组织和个体层次上分别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员工行为(王磊,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