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辰 高欣洁 郭攀博 李 清

    (1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2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 310012)

    (3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1 引言

    2016年, 铃木汽车爆发了“违规测试”的丑闻,他们为了在燃效领域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惜用障眼法来骗过监察部门, 在燃效测试中作弊。铃木丑闻并不是偶然事件, 放眼商界, 既有诸如大众公司尾气检测这样的“作弊”事件, 也有诸如三鹿毒奶粉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这些事件都引发学者对企业不道德行为研究的关注和重视。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广泛存在于企业、政府、学术等各类组织中(Peterson, 2004), 并危及组织的长期绩效和可持续发展(Trevi?o, Weaver, &Reynolds, 2006)。人们为何从事不道德行为？当前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对其背后的动机进行了调查,普遍认为, 员工从事不道德行为主要包括谋取私利、报复组织和伤害同事这几个方面的动机。但Greenberg (1997)认为不道德行为的潜在动机可能比通常所认为的要复杂的多。

    上述事件中, 个体(管理者及员工)为何明知此类行为违背法令, 威胁消费者安全, 却仍会打着“对组织有利”的旗号, “心安理得”地做坏事呢？Ashforth和 Anand (2003)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行为虽然有损社会公益, 却能让公司获益,因此, 员工会从内心认为他们是代表组织从事不道德行为。鉴于此, Umphress, Bingham和Mitchell(2010)首次提出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PB)的概念,并从社会交换及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探究不道德行为的内在动机, 以解释现实中个体从事UPB背后的心理机制。

    目前, 研究者已从UPB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效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Umphress et al., 2010; Matherne & Litchfield, 2012),但仍存在一些尚未厘清的问题：首先, 在测量上,现有UPB的测量尚未契合UPB的概念本质, 且缺乏本土化的测量方法; 其次, 在UPB的结果变量探讨方面, 对于“UPB在个体及组织层面到底发挥了怎样的影响？个体 UPB是否会衍变为组织UPB以及如何衍变？”这一系列问题还缺乏深入探究。再次, 就 UPB的前因变量而言, 目前虽然已经从组织和个体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是已被证实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辨析。国外学者围绕着UPB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和关注仍然较少, 仅从组织承诺和企业伪善对UPB进行了考察(譬如吴明证,沈斌, 孙晓玲, 2016; 赵红丹, 周君,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