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卫 李海红 刘玉新 赵 辉

    (1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 北京100081) (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学院, 北京100029)

    1 引言

    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 保持创造力是组织适应环境、应对挑战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Oldham, 2003)。而领导者在组织管理中拥有正式权力并能有效调控组织资源, 故其在激发员工、团队及组织等多层次创造力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Zhang & Bartol, 2010; Zhang, Tsui, &Wang, 2011; Allen, Smith, & Da Silva, 2013)。尽管聚焦领导特质、领导行为和领导成员关系视角的领导与创造力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随着中国本土化领导理论研究的日渐深入, 以及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中优秀家长式领导在推动组织创新方面不断取得卓越绩效, 如何发挥家长式领导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领导模式对员工创造力的激发作用, 成为当前研究者和实践者均需面对的重要主题。

    在管理实践中, 要探寻家长式领导激发员工创造力之道, 则需首先洞悉家长式领导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家长式领导(若无特别说明, 下文“家长式领导”均为“本土家长式领导”)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广泛存在于各类华人组织, 是指在一种人治氛围下, 显现出严明的纪律与权威、父亲般的仁慈及道德廉洁性的领导方式(樊景立, 郑伯埙,2000), 包含威权(authoritarianism)、仁慈(benevolence)和德行(morality)三个维度。近年来, 随着学术界对本土化领导力研究的热切呼吁及创造力前因变量的日益关注, 领导与创造力领域的研究者开展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证研究, 发现家长式领导对创造力具有关键影响作用(Wang & Cheng, 2010; 张银, 李燕萍, 2011)。从整体上看, 上述影响存在如下路径：一是直接效应。作为一个重要的情境因素, 家长式领导对员工及团队创造力具有显著预测效应(陈璐, 高昂, 杨百寅, 井润田, 2013;Zhang et al., 2011)。二是交互效应及调节效应。家长式领导的不同维度组合对员工及团队创造力具有二维或三维交互影响(高昂, 2013; 常涛, 刘智强, 景保峰, 2016), 与此同时, 二者间相关的强弱或方向还受到某些调节变量的作用(Wang &Cheng, 2010)。三是中介效应。除直接影响外, 家长式领导还通过某些内隐的中介变量对员工及团队创造力产生间接影响(Gu, Tang, & Jiang,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