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丹 李敏谊

    ·元分析(Meta-Analysis)·

    家庭读写环境与儿童接受性词汇发展关系的元分析

    刘海丹1李敏谊2

    (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西安 710062) (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家庭读写环境(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HLE)与儿童接受性词汇(receptive vocabulary)发展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但HLE内涵不清、各指标效应值强度不明, 以及近年来两者关系差别较大等问题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该领域的认识。本文运用元分析技术对近30年国内外84篇相关实证研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HLE与儿童接受性词汇发展为中等程度正相关(= 0.31)。针对年代、文化背景、儿童年龄以及测量方法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HLE效应值随年代发展显著降低, 但其核心指标亲子阅读频率的效应值基本稳定; 评估HLE的问卷法和现场观察法效应值无差异, 但评估亲子阅读频率的书目清单法效应值显著高于问卷法。未见文化背景和儿童年龄的显著调节作用, 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究。后续研究应完善HLE的概念框架, 更关注社会经济及文化视角下的概念建构以及测量改进。

    家庭读写环境, 亲子阅读, 接受性词汇, 元分析

    1 引言

    家庭读写环境(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HLE)系指家庭中能够影响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资源和活动(Burgess et al., 2002; Puglisi et al., 2017)。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 大量研究证明HLE是影响儿童语言, 尤其是接受性词汇(receptive vocabulary)发展的重要变量(Griffin & Morrison, 1997; Roberts et al., 2005; Lohndorf et al., 2018)。作为儿童起步较早的能力, 接受性词汇于婴儿期开始发展, 在学龄前增长尤为迅速(Farkas & Beron, 2004)。这期间, HLE对儿童日积月累的影响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研究表明, 来自不同家庭的儿童在3岁时彼此间就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词汇鸿沟(Hart & Risley, 1995; Fernald et al., 2013),极大地影响到当前及未来的读写能力和学业成就(Roth et al., 2002; Sénéchal, 2006)。因此, 关注HLE对儿童接受性词汇发展的作用有重要意义。

    虽然国内外有关HLE与儿童接受性词汇发展关系的研究数量庞大, 但以下问题尚不明朗：一是HLE到底包含哪些指标, 分别与儿童接受性词汇发展相关强度如何, 且彼此间有何差异？二是近年来聚焦两者关联强度的研究结果出现较大分歧, 例如, 相关系数从0.63 (Griffin & Morrison, 1997)下降到0.35 (Schmerse et al., 2018), 甚至低至0.11 (Gonzalez et al., 2017), 究竟有哪些变量在发挥调节作用？鉴于元分析是对“相同目的”且“相互独立”的多个研究结果进行定量统计的综合分析方法(Camisón-Zornoz et al., 2004), 能从更宏观的角度整合该领域的结果从而得出更普遍和准确的结论, 因此有必要借助元分析探究上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