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娟 徐媛媛 王莫冉 薛军提 冯钰婷 胥遥山

    (1 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49) (3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081)

    1 问题提出

    以核电、民航和石油石化等高风险行业为代表的工作场所安全是全世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Beus et al.,2016;He et al.,2019),由工作场所伤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各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达4%(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16)。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虽然近年来持续好转,但安全事故的体量仍然很大,据国家应急管理部统计,2020 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3.8 万起,死亡2.74 万人(人民网,2021),造成大量经济损失和负面社会影响。“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人民网,2016),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更清晰地理解工作场所安全的影响因素是安全改善坚实的理论基础(Beus et al.,2016;Toppazzini & Wiener,2017),也是不断提高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社会基础(新华网,2020)。

    近几十年来,有关工作场所安全影响因素的研究,从早期的关注工程与技术可靠性、个体因素与工效学,转向了基于更广泛的社会技术系统视角,考察社会共享认知、社会互动等组织过程对组织安全的影响(Hale & Hovden,1998;Lee et al.,2019;Reason,2016)。随着各相关学科的探索,人们对安全问题的了解亦越来越深入：(1)系统中技术可靠性越来越高,单纯由于技术失效带来的风险处于稳定的低水平状态(Nahrgang et al.,2011;Shappell & Wiegmann,2003);(2)非技术因素对事故的相对“贡献”高居不下,超过三分之二的事故涉及人的原因(Toppazzini & Wiener,2017);(3)员工的不安全行为作为事故的重要“触发因素”(trigger),是事故发生的直接预测源(Griffin & Curcuruto,2016;Toppazzini & Wiener,2017);(4)从事故防御的视角,员工不安全行为是系统的现行失效(active failures),潜藏的社会情境因素才是“常驻的病原体” (resident pathogens;Reason,2016;Zohar,2010)。

    在影响员工安全行为的诸多情境因素中,安全氛围(safety climate)是被研究最多的关键角色(Beus et al.,2016;Luria,2019;Zohar & Polachek,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