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燕 陈文进 张书维

    (1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2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1 引言

    作为行为公共政策的“旗舰行动”, “助推”一经提出便迅速风靡全球, 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纷纷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探索如何运用行为科学知识实现政策目标。虽然助推政策工具在节能减排、教育和扶贫等领域收效良好, 但众多经验证据表明, 助推并非矫治个体“行为偏差”的“万灵药”: 助推的公众接受度呈现出明显的跨文化差异; 助推干预具有“短视效应”, 难以对个体行为产生永久性的形塑效果; 反复使用相同的干预措施将导致效用递减, 出现重复暴露效应。因此, 不加思考地盲目运用助推不仅无法有效引导公民行为, 甚至会适得其反(Gigerenzer, 2015; 李燕 等, 2021; Thaler, 2015)。助推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促使学者开始反思助推的有效性及其适用条件, 较为常见的做法是针对助推行为干预实验结果进行元分析。相关研究或是聚焦于评价某种助推工具(如默认效应, 信息干预等)在不同政策领域的行为效果(Jachimowicz et al., 2019; Nemati & Penn, 2020; 张书维 等, 2022;赵宁 等, 2022), 或是关注分析与比较某一特定行为领域中(如饮食习惯、疫苗接种等)不同助推措施的相对优势(Arno & Thomas, 2016; Re?osa et al.,2021; Vasas, 2023)。

    然而, 一方面, 由于效应量指标选取的差异,不同元分析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 致使我们无法综合审视不同助推工具在各常见行为领域中的整体效果。另一方面, 科学而全面的助推分类是对不同助推工具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的前提, 现有文献大多将构建决策情境(包括决策信息和外界环境)的干预技巧或认知过程作为助推类型的划分标准, 但这种分类方法无法涵盖所有助推措施;多种认知路径及干预技巧常常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 这使得根据决策情境进行助推类型划分无法对不同助推干预措施的真实效果给予客观准确的评估, 也无助于回应学界关于不同认知路径与不同透明性之下助推有效性的争议。

    针对以上局限性, 本文借鉴Hansen 和Jespersen(2013)的分析思路, 从助推方式是否依赖直觉式反思和是否透明两个维度构建助推分类框架。基于该框架, 首先对行为公共政策专业期刊Behavioural PublicPolicy(2017～2022)与BehavioralScience&Policy(2015～2022)中40 篇助推研究的108 个实证结果进行元分析, 整合分析不同助推工具在各常见行为领域的效应量及其差异, 探索助推效果异质性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