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湖北·汤礼春

    五味杂陈忆“串联”

    文/湖北·汤礼春

    1966年，我还不到14岁，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的棉花，接着学校就停了课，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在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联闹革命。因我的父亲解放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所以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是后来“独劳”这个成分被归进了“红九类”，于是学校给我发了一个“红新兵”的牌子，也就是这张老照片上我胸前挂的那个红牌子。

    参加了“红新兵”，意味着我也可以去串联了。10月初，我到学校去开串联的证明，由于当时学生们串联的首选目标都是北京，首都快挤爆了，所以学校停办了到北京串联的证明，我只好办了张去上海的证明，并拿着证明去火车站领了免费的火车票。由于乘车日期是一个月之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只好在家里待着。没几天，大家就等不下去了。听说由于去串联的人很多，火车站不是那么严格，见到火车票就让进去，不看车次日期。于是我们3人当即决定，第二天下午就去火车站乘车，能混得过去就行。

    得知我明天就要出去串联，母亲立即给我收拾衣装。我们家那时非常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