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商周

    家属“农转非”和就业往事

    文/商周

    1965年，我从西安体育学院毕业，支边到迢迢千里的内蒙古喀喇沁旗的一个中学去教书。1968年，因缘际会，使31岁的我获得一位26岁的农村姑娘的一片冰心。这位眼睛动人的蒙古族姑娘虽然只是高中毕业，但却在中小学当过临时代课教师，她是我心目中的“王昭君”。惬意地欢度蜜月后，我马上就为娘子申报“农转非”的户口手续。然而当时正值方兴未艾的“文革”，自治区关于家属“农转非”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我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

    因为“出了门的姑娘是泼出去的水”，所以娘子娘家的生产队不再给她留口粮，一时娘子成了黑人黑户，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加之岳父十年前已被错打成“历反”分子，所以娘子的“农转非”问题因处处亮起红灯而搁浅。

    结婚后的3年里娘子为我生了两个儿子。为了娘儿仨的吃饭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