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干扰素之父”侯云德的传奇人生
文/浙江·虹笠
1月8日，我国病毒基因工程泰斗侯云德院士，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共和国至高无上荣誉。六十余载科研生涯，为祖国筑起抗击病毒“防疫长城”，被誉为“病毒”斗士。
志存高远，一鸣惊人
1929年，侯云德出生于常州武进，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刻苦，成绩拔尖，以全校第一名成绩，考入驰名全国的常州中学。
194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
大学毕业，侯云德分配至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室，开启他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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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风华正茂的他，赴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在导师戈尔布诺娃教授指导下，研究副流感病毒。
留学期间，侯云德将全部精力，倾注科研中。他每天在图书馆和实验室“赖”到午夜时分才离开，频频发表学术论文。以至于苏联《病毒学》杂志编辑，满腹疑惑地找到所领导，“谁叫侯云德？怎么这么厉害？发表那么多论文。”
当时，大家都学细菌，病毒学乏人问津。“相对于细菌，病毒瞬息万变，更难控制。”当时，研究所突发“诡异”事件，实验动物小白鼠，接二连三暴病而亡，死亡疑云，扑朔迷离。所领导将查找“真凶”的任务交给他。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死亡“罪魁祸首”浮出水面。他在小白鼠细胞里，成功分离出仙台病毒。他顺藤摸瓜，首次证明该病毒对人同样有致病性。随着研究深入，还发现该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融合现象，并阐明机理。
侯云德破天荒的惊世发现，可谓世界病毒学研究史上的一次创新。后来，英国科学家Milstein和Kohler，正是在侯云德细胞融合基础上，发明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从而荣获1984年诺贝尔医学奖。作为该技术始作俑者，侯云德功不可没，他成为国际上最早发现细胞融合的科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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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竟有这样大本事!”侯云德科研发现，震动苏联医学界。鉴于他在科研上开创性成就，苏联医学科学院决定，直接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这在该研究所历史上绝无仅有，按惯例，副博士毕业工作六年，才能授予博士学位。
悬壶济世，医者仁心
1962年侯云德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奠基人和开拓者。
探索病毒过程中，侯云德开始致力于探寻杀灭病毒的济世良方。
他科研课题“触角”，伸向呼吸道病毒感染领域。“基础研究固然能看清病毒‘真面目’，但找到对付病毒病的武器，解决患者病痛，显得更为迫切。”侯云德说。
试验中，侯云德证实，中药黄芪，除具有抗病毒作用，还能激活干扰素活性，提高机体免疫力。人体神奇干扰素，激发了他浓厚的科研兴趣。他觉得，如果把干扰素研究明白，等于给人体装备了一道抵御病毒的“金钟罩”，即便病毒再凶险，也不敢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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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干扰素这么“威武”厉害，能否把它转化为一种新型药物，从而解除病患痛苦，造福社会。于是，侯云德选择干扰素，作为治疗病毒病突破口。
资料显示，外国生产干扰素类型为a-2a和a-2b，基因来自白种人白细胞。试验中，侯云德意外发现，中国人的白细胞受到病毒攻击时，诱生出的干扰素类型，不是a2，而是a1。如果患者服用进口干扰素，肯定“水土不服”。他决定采用中国人自己的基因来做试验。
试验过程一波三折。比如国外采用非洲爪蟾蜍卵细胞，测定干扰素核糖核酸。棘手的是，国内没有这种蟾蜍，后经反复试验，终于找到替代品：非洲鲫鱼卵细胞，从而避免试验流产。
1976年，经无数次科研攻关，侯云德带领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人白细胞干扰素，不但是丙肝唯一首选药物，也广泛用于肾癌、白血病等肿瘤临床治疗，填补了国内空白。
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8000毫升人血，只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每支干扰素成本100多元。药价昂贵，影响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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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筹莫展之际，翌年，美国基因工程“生长激素释放因子”问世。重大突破，令他眼前一亮，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细菌，用细菌作“原料”，生产干扰素，将大幅提高产量，降低价格。试验表明，他的大胆设想可行。新技术很快推广至北京、四川、上海、广东等地。
干扰素从研制成功到规模生产，创造了中国医学史上“五个第一”：第一个采用中国人基因生物工程药物；卫生部批准生产的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获得国家I类新药证书；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第一个实现产业化项目；第一批国家火炬项目。同时，他还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产业化，推动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
这些成就，被业内认可为“先驱性杰出贡献”，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基因工程技术奠基人和开拓者。正是因为他在科研领域卓越的建树，中国才能在基因工程干扰素等研究领域，异军突起，跻身世界前沿。
“很少有科学家像侯先生，一个创新接着一个创新，一个高潮连着一个高潮，他始终与时俱进，做站在时代前沿的人。”有人这样评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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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记者问他，“科学家的使命是什么？”他答：“造福人类!”
生命不息，抗毒不止
病毒猛于虎。传染病“幽灵”，一直威胁着人类健康。从“非典”“禽流感”再到“甲流”，每当国人陷入病毒围攻恐慌，危难之际，侯云德总是挺身而出。所以有人说，“如果将病毒比作危害人类健康的‘地狱魔鬼’，侯云德就是人间降魔捉鬼的‘活钟馗’。”
2003年4月，突如其来的“非典”，肆虐神州，人心惶恐。
这是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侯云德临危受命，带领科研团队，夜以继日，快马加鞭与病毒赛跑。面对连医护人员都难逃感染的危急状况，他和团队齐心协力，攻艰克难，很快研制出4种干扰素，成为摧毁“非典”病毒的“杀手锏”。他在第一时间将生产技术，转让给多家药企。“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要让企业多产药，快去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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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云德研制出的系列干扰素，一下子成为民众的救命护身符，他也随即誉满天下，网友称赞他为“国民保护神”“SARS病毒‘终结者’”。有人说他“制药救人”壮举，仿佛是“撒豆成兵”。
“非典”过后，侯云德痛定思痛，提出创建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战略思路，并在2008年，担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领导设计我国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应对重大疫情防控机制总体规划。
2008年5月，汶川发生地震，79岁的他，不顾年迈体弱，余震频发，亲自深入灾区，调查疾控情况，提供防疫指导；为防控艾滋病流行，他曾一路颠簸，进入四川大凉山深处艾滋病村落调研，与艾滋病者促膝交谈；2011年，新疆发现脊灰野病毒，82岁的侯云德闻讯，立马登机，直飞疫区现场。
2009年，全球爆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年逾八旬的侯云德，披挂上阵，亲自带领团队研制疫苗，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终于在疫情发生第87天研制成功。自此，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国家，不但减少2.5亿人发病和七万人住院，而且病死率比国际低5倍以上。这一重大研究成果，获得“世卫组织”和国际一流科学家高度赞赏和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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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他主导建立覆盖我国所有省份的“传染病综合防控网络体系”，通过这张“天罗地网”，我国能在72小时内，对5大征候群约300种病原进行检测和筛查。这对普通人来说，其实是张巨大的健康保护网，时刻守卫国人的生命安全。
国际顶尖学术杂志《Nature》多次发表评述，认为中国目前应对新发传染病疫情能力，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堪称“国际典范”。我国也成为发展中国家首个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侯云德凭借在病毒基因工程上的卓越建树，赢得国际声誉，被推选为“世卫组织”病毒研究中心主任。这表明，中国科学家已登上世界舞台，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为全球提供“中国经验”，展示“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侯云德率先组建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凡前来取经者，来者不拒，不但倾力相助，传授基因技术，还得赔上昂贵试剂。有人劝他，“你辛苦搞出来的东西，不能拱手送人，否则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说，“搞科研的人，最忌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与其封锁技术，不如不断创新，这样，才能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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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耄耋之年，侯云德依然精力充沛，发挥余热，不遗余力。他每天都关注国内外病毒学前沿动态，摘录、翻译、撰稿，送给单位领导和同事参阅学习。《生物信息》半月一期，已出200多期。“同事搞科研，时间宝贵，我没事时，把最新信息整理出来，如果大家从中得到启发，再好不过。”侯云德说。
侯云德个头不高，说话透着江南文人儒雅。他说，“一生该做的事都做了，可以说，今生无悔，如果能再把一抽屉科研论文，变成药品，让老百姓都能药到病除，则此生无憾了。”
尽管创造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侯云德生活简朴，不太在意外在东西。他的轿车超期服役即将报废，单位领导问他想换辆什么车，他答，“带轱辘的就行。”
他六十岁学会打字，所有著作论文，都是自己完成，从不假手于人；八十多岁出国开证明，也是自己办理。工作生活中琐事，总是亲力亲为。即便生病住院，也从来不提任何要求，有时打完点滴，半夜三更，还得自己回家烧饭吃。
自打三年前老伴去世，侯云德便开始自己打理生活，空闲时，也会下厨烧几个口味偏甜的“常州菜”，偶尔还会看看电视，喜欢《甄嬛传》等历史题材电视剧。后来流行QQ或微信聊天，他会主动向身边年轻人学习，心态阳光积极，一点不落伍。据说，80年代流行“蹦迪”，他会蹦得满头大汗。他说，“只要心态不老，人就永远年轻。”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本该颐养天年的他，依然镇守在传染病防线最前沿，对病毒防控那根“弦儿”，始终绷得紧紧的。“病毒时刻在变异，旧的尚未退去，新的又变异出来，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弄不好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一刻不能松懈。而降低艾滋病、乙肝、肺结核等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是我最大心愿。”话语里，既有老科学家的责任担当，也有一腔浓浓家国情怀。, http://www.100md.com(浙江 虹笠)
1月8日，我国病毒基因工程泰斗侯云德院士，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共和国至高无上荣誉。六十余载科研生涯，为祖国筑起抗击病毒“防疫长城”，被誉为“病毒”斗士。
志存高远，一鸣惊人
1929年，侯云德出生于常州武进，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刻苦，成绩拔尖，以全校第一名成绩，考入驰名全国的常州中学。
194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
大学毕业，侯云德分配至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室，开启他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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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风华正茂的他，赴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在导师戈尔布诺娃教授指导下，研究副流感病毒。
留学期间，侯云德将全部精力，倾注科研中。他每天在图书馆和实验室“赖”到午夜时分才离开，频频发表学术论文。以至于苏联《病毒学》杂志编辑，满腹疑惑地找到所领导，“谁叫侯云德？怎么这么厉害？发表那么多论文。”
当时，大家都学细菌，病毒学乏人问津。“相对于细菌，病毒瞬息万变，更难控制。”当时，研究所突发“诡异”事件，实验动物小白鼠，接二连三暴病而亡，死亡疑云，扑朔迷离。所领导将查找“真凶”的任务交给他。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死亡“罪魁祸首”浮出水面。他在小白鼠细胞里，成功分离出仙台病毒。他顺藤摸瓜，首次证明该病毒对人同样有致病性。随着研究深入，还发现该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融合现象，并阐明机理。
侯云德破天荒的惊世发现，可谓世界病毒学研究史上的一次创新。后来，英国科学家Milstein和Kohler，正是在侯云德细胞融合基础上，发明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从而荣获1984年诺贝尔医学奖。作为该技术始作俑者，侯云德功不可没，他成为国际上最早发现细胞融合的科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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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竟有这样大本事!”侯云德科研发现，震动苏联医学界。鉴于他在科研上开创性成就，苏联医学科学院决定，直接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这在该研究所历史上绝无仅有，按惯例，副博士毕业工作六年，才能授予博士学位。
悬壶济世，医者仁心
1962年侯云德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奠基人和开拓者。
探索病毒过程中，侯云德开始致力于探寻杀灭病毒的济世良方。
他科研课题“触角”，伸向呼吸道病毒感染领域。“基础研究固然能看清病毒‘真面目’，但找到对付病毒病的武器，解决患者病痛，显得更为迫切。”侯云德说。
试验中，侯云德证实，中药黄芪，除具有抗病毒作用，还能激活干扰素活性，提高机体免疫力。人体神奇干扰素，激发了他浓厚的科研兴趣。他觉得，如果把干扰素研究明白，等于给人体装备了一道抵御病毒的“金钟罩”，即便病毒再凶险，也不敢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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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干扰素这么“威武”厉害，能否把它转化为一种新型药物，从而解除病患痛苦，造福社会。于是，侯云德选择干扰素，作为治疗病毒病突破口。
资料显示，外国生产干扰素类型为a-2a和a-2b，基因来自白种人白细胞。试验中，侯云德意外发现，中国人的白细胞受到病毒攻击时，诱生出的干扰素类型，不是a2，而是a1。如果患者服用进口干扰素，肯定“水土不服”。他决定采用中国人自己的基因来做试验。
试验过程一波三折。比如国外采用非洲爪蟾蜍卵细胞，测定干扰素核糖核酸。棘手的是，国内没有这种蟾蜍，后经反复试验，终于找到替代品：非洲鲫鱼卵细胞，从而避免试验流产。
1976年，经无数次科研攻关，侯云德带领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人白细胞干扰素，不但是丙肝唯一首选药物，也广泛用于肾癌、白血病等肿瘤临床治疗，填补了国内空白。
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8000毫升人血，只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每支干扰素成本100多元。药价昂贵，影响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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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筹莫展之际，翌年，美国基因工程“生长激素释放因子”问世。重大突破，令他眼前一亮，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细菌，用细菌作“原料”，生产干扰素，将大幅提高产量，降低价格。试验表明，他的大胆设想可行。新技术很快推广至北京、四川、上海、广东等地。
干扰素从研制成功到规模生产，创造了中国医学史上“五个第一”：第一个采用中国人基因生物工程药物；卫生部批准生产的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获得国家I类新药证书；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第一个实现产业化项目；第一批国家火炬项目。同时，他还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产业化，推动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
这些成就，被业内认可为“先驱性杰出贡献”，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基因工程技术奠基人和开拓者。正是因为他在科研领域卓越的建树，中国才能在基因工程干扰素等研究领域，异军突起，跻身世界前沿。
“很少有科学家像侯先生，一个创新接着一个创新，一个高潮连着一个高潮，他始终与时俱进，做站在时代前沿的人。”有人这样评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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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记者问他，“科学家的使命是什么？”他答：“造福人类!”
生命不息，抗毒不止
病毒猛于虎。传染病“幽灵”，一直威胁着人类健康。从“非典”“禽流感”再到“甲流”，每当国人陷入病毒围攻恐慌，危难之际，侯云德总是挺身而出。所以有人说，“如果将病毒比作危害人类健康的‘地狱魔鬼’，侯云德就是人间降魔捉鬼的‘活钟馗’。”
2003年4月，突如其来的“非典”，肆虐神州，人心惶恐。
这是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侯云德临危受命，带领科研团队，夜以继日，快马加鞭与病毒赛跑。面对连医护人员都难逃感染的危急状况，他和团队齐心协力，攻艰克难，很快研制出4种干扰素，成为摧毁“非典”病毒的“杀手锏”。他在第一时间将生产技术，转让给多家药企。“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要让企业多产药，快去救人!”
, http://www.100md.com
侯云德研制出的系列干扰素，一下子成为民众的救命护身符，他也随即誉满天下，网友称赞他为“国民保护神”“SARS病毒‘终结者’”。有人说他“制药救人”壮举，仿佛是“撒豆成兵”。
“非典”过后，侯云德痛定思痛，提出创建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战略思路，并在2008年，担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领导设计我国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应对重大疫情防控机制总体规划。
2008年5月，汶川发生地震，79岁的他，不顾年迈体弱，余震频发，亲自深入灾区，调查疾控情况，提供防疫指导；为防控艾滋病流行，他曾一路颠簸，进入四川大凉山深处艾滋病村落调研，与艾滋病者促膝交谈；2011年，新疆发现脊灰野病毒，82岁的侯云德闻讯，立马登机，直飞疫区现场。
2009年，全球爆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年逾八旬的侯云德，披挂上阵，亲自带领团队研制疫苗，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终于在疫情发生第87天研制成功。自此，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国家，不但减少2.5亿人发病和七万人住院，而且病死率比国际低5倍以上。这一重大研究成果，获得“世卫组织”和国际一流科学家高度赞赏和一致认可。
, 百拇医药
10年来，他主导建立覆盖我国所有省份的“传染病综合防控网络体系”，通过这张“天罗地网”，我国能在72小时内，对5大征候群约300种病原进行检测和筛查。这对普通人来说，其实是张巨大的健康保护网，时刻守卫国人的生命安全。
国际顶尖学术杂志《Nature》多次发表评述，认为中国目前应对新发传染病疫情能力，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堪称“国际典范”。我国也成为发展中国家首个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侯云德凭借在病毒基因工程上的卓越建树，赢得国际声誉，被推选为“世卫组织”病毒研究中心主任。这表明，中国科学家已登上世界舞台，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为全球提供“中国经验”，展示“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侯云德率先组建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凡前来取经者，来者不拒，不但倾力相助，传授基因技术，还得赔上昂贵试剂。有人劝他，“你辛苦搞出来的东西，不能拱手送人，否则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说，“搞科研的人，最忌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与其封锁技术，不如不断创新，这样，才能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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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耄耋之年，侯云德依然精力充沛，发挥余热，不遗余力。他每天都关注国内外病毒学前沿动态，摘录、翻译、撰稿，送给单位领导和同事参阅学习。《生物信息》半月一期，已出200多期。“同事搞科研，时间宝贵，我没事时，把最新信息整理出来，如果大家从中得到启发，再好不过。”侯云德说。
侯云德个头不高，说话透着江南文人儒雅。他说，“一生该做的事都做了，可以说，今生无悔，如果能再把一抽屉科研论文，变成药品，让老百姓都能药到病除，则此生无憾了。”
尽管创造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侯云德生活简朴，不太在意外在东西。他的轿车超期服役即将报废，单位领导问他想换辆什么车，他答，“带轱辘的就行。”
他六十岁学会打字，所有著作论文，都是自己完成，从不假手于人；八十多岁出国开证明，也是自己办理。工作生活中琐事，总是亲力亲为。即便生病住院，也从来不提任何要求，有时打完点滴，半夜三更，还得自己回家烧饭吃。
自打三年前老伴去世，侯云德便开始自己打理生活，空闲时，也会下厨烧几个口味偏甜的“常州菜”，偶尔还会看看电视，喜欢《甄嬛传》等历史题材电视剧。后来流行QQ或微信聊天，他会主动向身边年轻人学习，心态阳光积极，一点不落伍。据说，80年代流行“蹦迪”，他会蹦得满头大汗。他说，“只要心态不老，人就永远年轻。”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本该颐养天年的他，依然镇守在传染病防线最前沿，对病毒防控那根“弦儿”，始终绷得紧紧的。“病毒时刻在变异，旧的尚未退去，新的又变异出来，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弄不好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一刻不能松懈。而降低艾滋病、乙肝、肺结核等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是我最大心愿。”话语里，既有老科学家的责任担当，也有一腔浓浓家国情怀。, http://www.100md.com(浙江 虹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