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柏雨果

    2 0 1 8年8月柏雨果在肯尼亚马赛马拉草原

    掐指一算，我与照相机结缘，已整整半个世纪了。

    50年前的夏天，“文化大革命”正闹的如火如荼，早已该高中毕业去读大学的我，却还在学校“闹革命”，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便偷偷扒上火车去免费旅游了。同学中有一位带了一台135照相机，上海造的，我们便轮流用这台相机留下我们“串联”的足迹。除留影外，我还照了一些所到之处的大游行、大批斗的场景。虽然冲出来一看，实的不实，虚的太虚，黑的太黑，白的太白(曝光不准)，但毕竟是我拿相机的处女作啊!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批斗”中，这些底片连同我的一只小箱子一同不翼而飞了。否则，这些50年前的记录，若出现在今天我的影展中，虽技术质量不好，但影像本身定会吸引观众眼球的。

    “文革”彻底毁灭了我的大学梦。1968年底，我结束了学生生涯，回到我阔别的故乡，在地处秦岭深山凤县双石铺公社双石铺大队的柏家坪生产队，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幸，我被抽调进公社机关，担任管宣传的“广播机线员”。于是，办起了我们公社第一个广播站。那年代，没有电视，广播几乎成了山区百姓了解外边世界的唯一途径。公社认为我“干得好”，让我去县上开先进工作者会议，参加会议的大多是各地管宣传的人，其中有一位县农牧局的马老师，他们局有一台国产120海鸥相机，我便借用他们这台相机，下乡时拍了我们公社几个“农业学大寨”及知青劳动、生活的照片。令我没想到的是，我拍的照片有几张竟被《陕西日报》与《西安日报》发表了。这件事引起了县委的注意，于是，县上有重要活动，从各类重要会议到领导下乡，甚至重大车祸现场，处决犯人刑场等等都让我去拍过。后来，县上看到照相机的价值，干脆给了我一个宝贵的“干部”名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