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1933年，结束一场无望的单相思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的费孝通一头扎进书海，决心要为整个人类社会服务。秋季开学后，他考入了清华研究院，学习体质人类学。人类学是冷门，学生只有他一人，“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关注是骷髅”。除老师之外，他在清华很少与人来往，社交圈子依旧停留在未名湖畔。

    在一次聚会上，费孝通结识了高鼻深目、有着古典气质的王同惠。她比他低两届，也是吴文藻的学生。一个受革命思想影响，有着学术救国的雄心壮志，一个“肯用思想，对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相识后，他们常常就人口问题展开辩论，被“学问”这条看不见的线牵着，两个书呆子的交流越来越多。

    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借着燕京当时流行的“逢节送礼”，他送给她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书，目的是为几天前的一场争论找到依据，以此说服她。尽管只是纯朴的同学关系，但他喜欢那种为了学问各执己见、旗鼓相当的感觉。至于其它，刚刚受过感情伤害的他，并未多想。

    孰料，一本书打动了王同惠，她发现了他的“不平常”。那时，费孝通刚刚翻译完《社会变迁》，译稿尚未出版，王同惠近水楼台，要求先睹为快。费孝通于是建议她借来英文原版本，边阅边校，将来可以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恰好此时，“在语言上有绝对天才”的王同惠也在翻译许让神父的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