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平珍

    我至今在想，那天我走后，那些刚发蒙上学的孩子们，还有人来给他们上课吗？

    大约1968年吧，一天，我转悠到离家不远的北街小学，去找在那里代课的小学同学余四凤借书。我和她当时皆为初三毕业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学校停课，贫农、烈属家庭出身的她，到手的师范入学通知书作废了，所幸有一份临时的代课工作；而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则接到一封未被高中也未被中专学校录取的“安慰信”，信中似有要我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之语。

    当我走进老北街那所小学，新学期开学日大会刚散，孩子们正排列整齐的队伍离开。看到我来了，四凤高兴地迎上来，向身旁的李资辉老师介绍我。李老师我认识，她是我的母校城北完小的老教师，虽然没有教过我们，但她端庄和蔼的样子，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李老师一见到我，分外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今天上午新入学的一年级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