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维迎

    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实属偶然。

    1977年恢复高考，我才知道还有文、理科之分。我从小喜欢数学，但由于上高中时是开门办学，理化没有怎么学，考理科没希望，就只好报考文科。在我的脑子里，所谓文科，就是中文，所以报考志愿栏填写的都是中文系(或新闻专业)。但大概是语文成绩不够好，没有一个大学的中文系录取我。77级学生进校一个多月了，我还在农村种地。后来听说一些成绩不错但没有被录取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信，中央决定扩大招生。我不属于“老三届”，所以并未抱什么希望。1978年4月中旬，我突然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是搭了“老三届”的便车进大学的。

    我被录取在政治经济学专业，不是我报考志愿里写的中文专业。入学后方知道全班50位同学都是扩招来的，这个专业是何炼成为首的8位老师(被称为“八大金刚”)借扩招机会申请新办的。录取的时候，他们搬来上千份被其他院系放弃的考生档案，坐在地板上反复挑选，生怕漏掉一个优秀的考生。和其他49名同学一样，我就这样被何老师拣了出来。要不是何老师，我大概没有机会学经济学，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大学。

    也许因为7 7级是“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