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王山雨

    1964年，我正在陕西师范大学读大三时，学校突然决定让我们去陕北参加几个月的农村社教。

    出发定在2月17日。立春过了，但黄土高原还是北风肆虐的季节。我站在大卡车上，里面穿着小棉袄，外面裹着棉大衣，还是挡不住凛冽的北风。不一会儿，我就哇哇地吐起来。“刚离开西安还不到半天，就受不了了？这将来还敢去哪里啊？”我默默地想。

    到了延安，我和一些人被分到吴起县，还有的人留在延安。吴起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终点，位于延安的西北方，其西边是甘肃华池县，北边是内蒙古。我们在吴起先学中央文件(双十条)，大致明白了社教的目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在前几年困难时期)存在的损害农民利益的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等问题。学习地点设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地上铺着麦草，被子就放在麦草上。开会、睡觉都在这儿。教室里有100瓦的电灯，但屋里不亮，只有灯泡里发红的钨丝看得一清二楚。学习结束后，大家分赴各公社并驻队开展工作。

    我去的铁边城公社在头道川，得走两天才能到(因为只有步行的路)。第一天走了60里，到新寨天就黑了。当晚住在一个农户家里，农家用“小米干饭”招待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