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晓娅

    和大多数认知症患者家属一样，等我们感觉到事情不对头时，老妈早已在病魔的侵袭下失去了往日的优雅。

    忙于工作的我，有时一天会接到她打来的好几个电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家里烧饭的锅，锅把儿“残疾”了，因为她忘了关火；钥匙落在家中，她撞上门就出去“云游”了；她貌似坐在沙发上认真读报，但仔细一看，发现她手中那张《参考消息》头朝下……我们聪明、要强、独立的老妈，渐渐地开始让我们哭笑不得，继而让我们忧心忡忡。

    唉，那是哪一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事情不对头的，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唯一记得的时间点是2007年5月31日，因为在这一天的《效率手册》上，我写下了“带妈妈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看病”。

    在此之前至少两三年，也或许像一些书上说的，早在十年、二十年前，她脑部的退化就开始了。

    而二十年前，正是妈妈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86年年底，我父亲在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任上被查出肝部肿瘤，同在分社工作的妈妈陪他回国治疗。8个月后，父亲因肝癌不治而亡。

    安葬了父亲后，妈妈原本期待能重返巴黎工作，但单位让她办了离休手续。最初的几年，妈妈和朋友一起编纂了一部《法汉大词典》，还曾去一家基金会上过几天班，但她在那里没有找到存在感。此后，她不再工作，除了偶尔出去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