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友侨

    2006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家里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自称是我的同学傅木龙的妻子，说木龙有事找我。我一听觉得奇怪，也预感不妙，接着传来木龙低沉的声音。他告诉我，他得了肝癌，已是晚期，时日不多了。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连连问：“怎么回事，怎么一直没听你说起，有没有去医院治疗……”木龙有气无力地说：“治不好的，怕同学们担心，就都没说了。”木龙说，他走了，最放心不下的是两个女儿，大的十二岁，小的才八岁。他说，友侨你在报社当记者，认识的人多，社会接触面广，将来孩子读书、就业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希望你能看顾。我含泪答应。这是临终托孤啊，我能说什么呢？

    木龙接着问我，能不能抽空回家乡见一面，他很想见见我。我说好，今天是星期五，我明天有一个重要采访，已安排好的不能不去，我们就约定下周六，也就是八天后在红湖中学见面，如何？木龙欣喜地说，好，我在母校等你。

    然而，就在我和木龙通电话两天后的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