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第一个特点就是重视人才，选拔人才。汉武帝把发现、选拔人才提高到实施治国理政的高度，亲自掌控。他说：“朕嘉贤者，乐知其人；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他在位的五十四年间，始终独揽此权，在即位的元年，即要求群臣“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贤良方正之士有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主张。他们的经济思想即是重农抑商的思想。元封五年，汉武帝在位已34 年，在朝的文武大臣在知识、才能结构上已明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朝中不能只有武将卫青、霍去病，文臣不能只有赵、绾、司马相如、公孙弘、汲黯。常年的对外战争，多项国家工程，已使国库空虚，通货膨胀，财税已到寅吃卯粮、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朝廷的旧官们却找不出新型执政方针来应对危急。此时，汉武帝急需新型创新的人才，建功立业。他说的“非常之人”就包括了杰出的经济人才，他说的“非常之功”就包括了挽救朝廷的经济危机之功。汉武帝又发一“求贤诏”，是形势之必然，也是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所赐。其晚年又精心挑选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共同辅佐皇太子弗陵顺利嗣位，避免了宫廷再次刀光剑影的内乱。

    诏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人才标准的改变。汉武帝之前，变黄老刑名之学是西汉的治国之道。他爷爷汉文帝在即位二年也要求群臣“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文帝指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是指以黄老刑名为其意识形态的人；汉武帝指的则是除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以外的贤良方正。这是他“独崇儒术”计划的开始。这是汉武帝突破朝廷人才标准的第一次改变。其实他并未放弃法家的核心思想，只是外儒内法，王霸杂用而已。这一时期他起用的战将、酷吏很难用贤良方正的标准去衡量。元封五年此诏又突破了外儒规则的束缚，竟然坚决任用了与贤良方正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重商奇才，异类人士，他们懂经济核算，熟会计，“言利事析秋毫”，大受朝野非议。这是第二次突破人才标准。汉武帝总结了三十多年的执政经验，他认为，那些“负俗之累”，“跅弛之士”只要能为人所不能，建功立业者，均可升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诏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建立知行合一的人才选用制度。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有理论，但不尚空谈，不坐而论道。汉武帝的人才观念非常宽泛，在易风移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