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瑶，刘学军

    (1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太原 030001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太原 030001)

    目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on pulmonary disease，COPD)合并肺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但临床上COPD合并肺癌的患者却常常被漏诊。Cunningham等[1]研究指出，当COPD合并肺癌患者出现新症状时，人们常常认为新症状由COPD导致，因此，就诊时患者往往已发展至肺癌晚期，预后较差。COPD合并肺癌病死率高，治疗难度大，需在两种疾病基础上综合考虑治疗方案，但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因此探讨其发病机制有助于为进一步治疗提供新思路。本文从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对COPD合并肺癌的发病机制进行阐述。

    1 遗传易感性

    1.1 α1-抗胰蛋白酶缺乏

    COPD和肺癌的发病均涉及遗传因素。研究发现明确的遗传病因之一是α1-抗胰蛋白酶(α1-antitrypsin，A1AT)和胰蛋白酶失衡[2]，A1AT是弹性蛋白酶的生理抑制剂，可抑制蛋白酶降解弹性纤维蛋白。二者失衡使肺组织结构被破坏，产生肺气肿，而肺气肿是COPD合并肺癌的高危因素[3]。Yang等[4]在研究A1AT缺乏、烟草烟雾、COPD对肺癌发病风险的试验中，排除烟草烟雾暴露和COPD影响后，对1 856例肺癌患者进行研究，发现A1AT缺乏者中有70%～100%的风险患肺癌。然而，Mouronte-Roibás 等[5]对比单纯COPD和COPD合并肺癌患者的血清学标志物，发现COPD合并肺癌患者血清A1AT上升，目前对于A1AT上升的机制尚不清楚，而A1AT作为血清学标志物需要进一步探讨。

    1.2 表观遗传变异

    表观遗传变异中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在COPD合并肺癌中具有重要作用。Mateu-Jimenez等[6]一项前瞻性研究对单纯肺癌和COPD合并肺癌2组患者进行检测，发现相对于单纯肺癌患者，合并COPD的患者miR-21(microRNA-21)、miR-200b(microRNA-200b)、miR-210(microRNA-210)和miR-let7c(microRNA-let7c)的表达和DNA甲基化程度更高，而下游标志物磷酸酯酶与张力蛋白同源物(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PTEN)、富含肉豆蔻酰基化丙氨酸的C激酶底物(myristoylated alanine rich protein kinase C subst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