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贾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强盛的同时是无耻。一个鲜明的事例就是王翦以贪自污。秦国统一战争的紧要关头，王翦统领60万大军攻楚，他在进军途中不断派人向秦王索要良田美宅，“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连他的同行都看不惯，认为王翦贪得无厌太过分。而王翦坦然解释道，“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显然，如此无耻的行为，在三代贵族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同时，也延续了秦弊。所幸在于经过几代人的更张，汉代在统治方略了调整了秦制。西汉之初，陆贾以“马上得之，焉能马上治之”告诫刘邦。文景时期的黄老之术，又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秦以来的戾气。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公羊学成为经典，儒家的德治思想地位上升。东汉的白虎观会议，确立了“三纲六纪”为最高政治准则，礼法合流，德刑并举。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德刑并举思想，最终由《白虎通》在意识形态与制度规范两个方面定型。班彪为《后汉书·曹褒传》写的“论”称道：“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是以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怀愤叹息所不能已也。资文、宣之远图明懿，而终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观，有不尽矣。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尽管班彪说的是曹褒制礼之事，但可以推论为对白虎观会议意义的概括。由此，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体系，以礼倡导德治，激发善行，以刑惩处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