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入团也是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我：“问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我说：“我是什么？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

    习近平在梁家河村察看自己当年住过的知青窑洞

    我毫不气馁，过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了，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让我入。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了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成为“死党”。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

    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么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