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科研人员只清楚氢弹的基本概念，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回忆，年轻的科研团队一段时间内曾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计算繁复是氢弹研究缓慢的主因之一。当时国内仅在上海有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但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于当时正紧鼓密锣进行的原子弹测试。而于敏和同事只能人手一把计算尺，日夜计算。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国外的非常重要的参数，但又怀疑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因此需要通过试验来验证。于敏为这件事情想了好几天，有天晚上睡到半夜，他突然梦中惊醒过来，抓着夫人的手大声喊道：“有了，有了，我清楚了，我清楚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紧接着，主要的工作就转入氢弹的突破。毛主席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总理明确下达任务，要尽快研制氢弹。

    重压之下，1965年1月，二机部决定把原子能所这个小组调入研究院，与主战场汇合，一起突破氢弹。邓稼先任理论部主任，于敏任副主任。从此，两位科学家精诚合作，一起创造了“从原子弹到氢弹两年八个月成功突破”的奇迹，并结下了几十年的科学情谊。

    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有了进展。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