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方起数月，我“靠边”在食堂与陈虞孙同洗碗。一日，众人相继离去，原《大公报》同事何德龙大厨师(我们称他为御厨。倒不是因为1945年重庆《大公报》请毛主席吃饭是他烧的菜，毛主席还向他敬酒。而是他在《大公报》日常只为胡政之老板烧菜)忽然悄悄踱到我身边，说了一句：“刘克林自杀了。”我大惊，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说完急步而去。何德龙时住老西门原《大公报》宿舍，京中《大公报》时有人往来其地，其说当可信。陈虞老说了一声“太可惜”，我却忍不住泪下，虞老急止之。夜晚回家，才得放声一哭。

    同学，同事；成都、香港、上海、天津，相交历二十四年，往事历历，全在眼前，斯人撒手去了，苍天何其不仁!

    克林在学校时，是著名的学生运动活跃分子，口才便捷，善作激昂慷慨富鼓动性的讲演。他冰雪聪明，各门功课都念得很好，常得高分，又写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因此，在学校里是个出名人物。

    克林籍隶湖南，出身海军将领家庭，生长北平，说得一口漂亮的北京话。抗战时期入川，毕业于自贡市蜀光中学，继入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肄业。以不宜于昆明气候，常流鼻血，于1942年转入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二年级读书。开学之日，学校举行晚会迎新，文娱节目中有类似今日常见的智力测验之举，克林以其才思敏捷一举夺魁。我惊其慧而倾慕之。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同宿舍两年，又同读一些课程于一班，同参加校内外一些活动，接谈渐多，乃成知交。

    在大后方，成都学生运动早于昆明与重庆而发生与发展，爆发点为1944年10月的市中事件，由此而引起成都市大中学生示威大游行。但其发端，则不能不溯源于同年早些时候举行的成都各大学国事座谈会。时当国民参政会举行之后，要求民主的呼声有所升起，成都各大学学生联合邀请在成都的各党派与无党派参政员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国事座谈会，内容为介绍国民参政会会议情况，学生自由发言提问。会议举行于华西大学体育馆，满坑满谷，座为之满，不少学生只能站立在会场。各参政员政治立场不一，发言各异，为国民党张目的御用参政员的讲话，被学生驳得站脚不住；张澜先生发言，高张民主大旗，指斥时政，赢得全场热烈掌声。张先生操川北语言，称“个”为“块”，念“国”为“刮”，他左一声“这一块刮民党”，右一声“这一块刮民党”，引起全场会意之大笑。这次会议实开成都学生运动之先声，为此后大规模学生运动奠定了基础。会议的主席即是克林。他时为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主持大会，井然有条，发言更是精辟，偶作插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