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风的友谊，是由于时代命运的播弄，这反而加深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情谊。我们夫妇与他一家大小的友谊，就是这么在历史的风风雨雨里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在1955年中国发生了所谓胡风事件后，人们纷纷议论说，贾植芳为什么会和胡风成了朋友？论年龄，他比我大十三岁，他在1902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我是1915年出生于山西襄汾县。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地域相距几千里，因此可谓非亲非故。我们都算留日学生，他到日本学习的时间比我早，离开得也早。他是因为参加1925年中国大革命运动，后来在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的白色恐怖中，于1929年流亡到日本留学，并在庆应大学英文科学习。又因为参加了当时日本左翼文艺运动和日本共产党，被日本警察逮捕关押后，于1933年被驱逐回国。我则是因为参加了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北平被警察逮捕关押后，跑到日本亡命兼上学，进入日本大学社会科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立即放弃学业，回国参加了神圣的抗战。我们虽然是不同时代的留日学生，却都算是政治亡命兼留学，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而这一点又正是我们后来成为朋友的根本原因。胡风先生晚年说：“虽然对许多朋友因我受牵连，我也感到内疚，但他们靠近我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理想，我更多地是出于一片爱才之心。”(参见胡风夫人梅志同志回忆录《往事如烟》96—97页)胡风先生在逝世前一年为他的论文集(出版时被改名为《胡风评论集》，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985年版)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这是他在生死大难之后，对自己一生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的回顾和总结。在从日本回国后，他参加了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从而因工作性质关系，从接触一些作家和这个文学团体的成员开始，到协助鲁迅先生编辑《海燕》杂志。鲁迅先生逝世后，他又在党的有关领导人冯雪峰的授意下主编《工作与学习丛刊》，以至抗战爆发后，他从1937年创办《七月》，由上海，而武汉，而重庆，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七月》被迫停刊；1945年他重新创办和主编《希望》以及《七月诗丛》、《七月新丛》、《七月文丛》等文学丛书，在战前和贯穿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编辑文学刊物关系，在他周围结集了越来越多的一批作家和他从读者中发现的文学新人，其中不少人又成为他的朋友，相互间建立了友谊，以致有一个被称为“胡风派”或“七月派”的文学流派。而到了1955年，却又被打成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被看做是这个文学流派的作者，这时绝大多数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从这时起，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文艺界消失了、失踪了。在他逝世前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