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某天，我随《人民文学》的两位领导去文化部招待所看望不久前从山西乡下回京的老作家丁玲。历经数十年磨难，丁玲已是头发灰白一老妇人。她身体欠佳，冤案也还待平反，但我觉得她自有一种从容、泰然的气度。见了老熟人，她聊天似地同我们谈着山西乡下的情形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告退时，主编向她约稿，丁玲没有拒绝。末了，她说：“你们不知道，人一过了七十，精神很难集中。我在一天里，假使能够集中一个多小时用来写作，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丁玲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想起1953年某天，她到小羊宜宾胡同3号《人民文学》编辑部来看望大家(那时茅盾是《人民文学》主编，她是副主编)，她也是亲切随便地同大家聊天。有人问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一个作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不写作品还叫什么作家？她已经摆脱了行政工作(她辞去了中宣部文艺处长等职务)，准备集中精神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想到桑干河一带去走走。丁玲那年不到50岁，正处创作的旺盛之年，大家都相信她，也期待她写出新的力作，再次为中国文学争光。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其后20多年的黄金时光，她竟在精神和身体遭受双重摧残的情况下度过。而今作为幸存者，已是75岁高龄。尽管她仍有坚强的意志，涌动的创作激情，但时间和被损害的身体，对于她是太无情了。

    这涉及了当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紧接着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进行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那场运动，真是不应该轻易被遗忘的。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艺界领导人在不少场合的讲话中，总结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斗争经验时，自豪地宣称一共进行了5次胜利的斗争，即批判电影《武训传》，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批评俞平伯、胡适，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将“反丁、陈反党集团”列为第4次伟大的斗争，第5次即为反右派斗争。

    1955年下半年，作协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参加人主要有驻会作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各刊物负责人，揭发批评了丁玲、陈企霞(原《文艺报》主编)。党组领导人宣布开展此项斗争的必要性时，将其与反胡风斗争联系起来，认为“丁、陈集团”是胡风集团在党内的“同盟军”，是被胡风集团认为可以争取、联络的“实力派”，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斗争。会议从追查一封写给中共中央的匿名信开始(此信的内容是表达对1954年检查和批评《文艺报》的意见)，党组领导人怀疑此信是原主编陈企霞写的。而陈企霞是丁玲的老部下和合作者，他任《文艺报》主编是丁玲提拔的(虽则这一提拔得到了上级领导周扬的批准)。远在延安《解放日报》时期，他们便是上下级关系和合作者。由此怀疑丁玲是陈的鼓动者和“后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