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整体而言，到底基础薄弱，物质条件尚差，还有外部的压力和封锁……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国力发展，确实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决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过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可是到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却大大落后了，而许多新兴学科，特别是实验性很强的如原子核科学等，几乎是空白。1949年以前，虽然北平研究院有一个原子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也设有核物理部分，但是论其当时的工作条件、人员情况，真可以说是徒有其名。以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为例，全所只有五个人，除了我当时兼任所长，还有研究员何泽慧和彭桓武教授，此外有一名助理员、一名事务员。所址一部分在东皇城根一处四合院内。当局每月拨给的全部经费，只够买十几支真空管；室内空空荡荡，仪器设备奇缺，我们只好骑着自行车大小巷跑旧货摊、废品站。我们曾经从天桥拍卖行买回一台旧车床，自己制作了一些简单仪器。

    据我所知，1949年以前，中国的其他科学领域也都如此，都是科学家个人凭着为国家富强的热情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在经费拮据、人员不足、手段落后和社会变乱无常的困难条件下，自发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因而长期地形成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两大致命弱点：一是缺乏计划性，谁也没有长期准备；二是彼此缺乏了解，互不联系，难于进行集体合作。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立即着手改变以往的情况，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要发展新兴学科，如原子核科学、实验生物学等。不久，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核物理部分的基础上建立了。先是吴有训兼任所长，我任副所长；一年后，我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研究内容包括：实验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宇宙线研究、理论物理、电子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