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苏州。有一天，当时上海《大晚报》的邵宗汉先生来找我，他约我为《大晚报》采访“七君子”的新闻。这是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毫不推辞，欣然同意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同王造时先生的相识，倒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他是“七君子”之一。我去苏州高等法院的看守所探望他们，还去旁听了高等法院对他们的公开审讯。“七君子”在看守所中那种从容不迫、镇静自若的精神，“七君子”在法庭上那种慷慨激昂、大义凛然的态度，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在那中华民族将亡未亡的日子里，在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环境中，“七君子”的活动，使人发聋振聩，觉得非救亡不足以图存，中国人民再不起来自救，那么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苏州这个江南的古城，也因“七君子”事件出现了更多的生气，爱国主义的思想，在每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心中生根、开花。

    造时那时三十三岁，他矮矮的身材，胖胖的身体，圆圆的脸庞，说话慢条斯理，动作不慌不忙，很有一点学者的风度。一上法庭，他口若悬河，根据当时的法律条文，把法官驳得瞠目结舌，无法回答，而且也常常赢得旁听者热烈鼓掌、由衷欢迎。那时国民党政府控告他们是“危害民国”，每开一次庭，旁听者都清清楚楚懂得，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危害民国”；每一次开庭，都使庭长和法官狼狈万分，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在法庭上，受审的不是“七君子”，而正是他们自己。记得有一次，宋庆龄、陈波儿等代表人权保障同盟到苏州，向高等法院请愿，要求释放“七君子”，法院院长只好避不见面。

    七七事变之后，“七君子”被释放出狱，造时成为当时的名人，他到处发表演说，号召团结抗战，一直到上海的退却。那时熊式辉在做江西省的主席，办了一个政治讲习所，因为造时是江西安福人，所以把他请回家乡，去这个讲习所做教务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