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冯亦代先生和董乐山应邀来上海讲学。正巧董鼎山也自美来沪，便一起到复旦大学与师生们座谈美国文学。

    次日，我们几位难得相聚的老友，在一起会餐，席间，我向冯亦代敬酒，还请他代我向黄宗英问好。

    我与黄宗英不很熟悉，可是在“文革”初期，我们因都是“黑帮”而同“牛棚”，发生过几件事，我至今不忘。

    “浩劫”一开始，三名三高人物“劫数难逃”。一边交代，一边劳动，有一次黄宗英和我被分派去搬沙发，两张皮革大沙发，从一幢大楼的三楼搬到另一幢的二楼。平地走还好，上下楼梯转弯抹角，十分困难，我们不是搬运夫出身，不懂其中窍门，只会硬拼硬上。我那时体质虽羸弱，见黄宗英更是瘦骨伶仃，我想男子汉应该照顾弱女子。黄宗英突然对我下命令：下楼时，她在前面，上楼时她在后面，我先懵懂，在搬运时才明白，因为她长得比我高，下楼时如果她在后面，重量会压在前面一个人身上，上楼时如果我在后面，她人高，重量下倾，我将负担非常吃力的“重任”。一只沙发搬定后，我们汗流浃背，第二只沙发搬好后，两人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她还关心地问我：“累吧？”我知道，她比我更累。

    “造反派”一出世，黑帮变成牛鬼蛇神，受到更多灾难。有人出主意要我们挂上“黑牌”，黑底白字写着各人的罪名，还严格规定，一进厂门就挂上，吃饭、休息、劳动都不许摘掉。当时，从外地来串连的红卫兵特别多，看到挂黑牌的就揪斗!我们简直无藏身之地，文学部的牛鬼分隔在三个房间，羽山、黄宗英、王世桢与我是同室，有一次，外地来的红卫兵，踢开一间间房门，将在里面的“牛鬼”，一个个“斗”个不休。快要临近我们这一间时，黄宗英拿着一把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