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钱钟书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到上海小住，时与友人冒效鲁过从。冒效鲁也是一个很喜欢谈诗的学者，他的父亲冒广生是近代著名诗人，与近代文人多有交往。在轮船上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这时两人同时又在上海，就也常与上海一些老名士如李宣龚、夏敬观、金松岑、徐森玉等酬唱，颇博得这些前辈文人的赞赏。如李宣龚《赠钱默存》：“石遗书等身，墨守不改辙。得君通其邮，意可中边彻。”金松岑《赠钱默存钟书世讲》说：“老夫对此一敌国，年少多才信不廉。”钱钟书喜与前辈诗人谈诗衡文，夏敬观给他的诗中有四句说：“年老衰飒似穷秋，差喜逢君许俊游。小坐谈深成史料，一笺誉溢走诗邮。”对他的学兼中西很佩服。冒效鲁知道，钱钟书不仅具有中国传统诗人深厚的旧学功底，更有传统诗人所不具备的西学知识，开阔敏锐的思维，是写诗话的最好的人选。冒效鲁极力劝说钱钟书写一部诗话，并说：“你这样把奇文妙语随风抛掷太可惜了，最好写成诗话，嘉惠学人。”钱钟书听了，觉得言之有理，也“颇技痒”，便想把近几年来发表的谈诗论文的文章收成一集，后再附上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上海小住后，他又到了蓝田国立师院外文系任教。在这里除了教课读书外，闲暇颇多，他便开始写作《谈艺录》。

    蓝田小镇地处偏僻，战时物资非常贫乏。他用从镇上买来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毛边纸写，每晚上写一章，二三天后又在原稿上补充、修订，稿子的夹缝中、天地头，到处填写得密密麻麻。那时候有几位友人，如吴忠匡、徐燕谋、汪梧封等与他过从较密，钱钟书每写好一篇，即交给吴忠匡等读，然后再写。最先写成了论陶渊明、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陈简斋、蒋士铨、袁子才等章，他的朋友们都有过录本。到了1941年他离开蓝田时，已经完成了一半多的篇幅了。这时他身体不适，准备回上海疗养，便用了几天时间，奋力把初稿誊清一遍，订成厚厚的一大本，在原稿上写了“付忠匡藏之”五个字，赠送给吴忠匡，自己就带着初稿走了。

    从1939年至1942年，钱钟书完成了《谈艺录》全稿，然后簏藏阁置，不断地补充修订。没多久，誊清的稿子上又涂改修补上密密麻麻的细字，还夹了许多要补入的字条。万方多难，出版无期，一时还来不及整理出版。

    钱钟书困居在上海，生活极为凄苦。抗战后期，钱钟书与杨绛的生活更艰苦了。当时暨南大学英文系陈麟瑞曾提出要聘请钱钟书去，但他如果去的话，就要顶掉原来的教授孙大雨的位置，钱钟书与孙大雨也是朋友，他宁愿穷苦，也不愿挤走朋友，所以他仍在震旦文理学院教课。杨绛当时在一所中学教书，她的正式工资还不够养活自己，钱钟书也兼做补习老师，靠几份薪水来弥补生活之用。这时杨绛的父亲年迈，钱钟书有了什么好吃的就弄来给岳父尝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