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1949年底给周恩来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信是怎么传播开来的？毛泽东是否看过此信并有“说话”或“批示”？这些都是应该弄清楚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不但是研究周作人的需要，而且也是研究毛泽东的需要，研究建国之初党和政府有关政策的需要。

    关于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信的事，传言不少，见于文字的，以我所接触的材料看，最早的是唐弢的《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5期)，其中说：

    大概是一九五○年吧，中央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我从华东来到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还有文化部长沈雁冰等，刚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信很长，将近六千字，是周作人的亲笔。总理交给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我从西谛(郑振铎)那里得见此信。信的开端没有抬头，只见“XX先生”，信末则说，“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写信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四日”，署名“周作人”。按此计算，这封信送出之前，大概有过一段踌躇反复的不算短的时间。

    唐弢的这段话，有好几处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文学研究会在三十年代已停止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更不复存在，周总理怎么会“交给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去“拟具意见”呢？第二，所谓“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无非是指沈雁冰、郑振铎和叶圣陶，当时沈是文化部部长，郑是文化部属下的文物局局长，叶是直属于政务院的出版总署副署长。他们是否可能“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呢？不可能。因为，总理如果认为此信应交文化部办，必然由政务院发文至文化部，部长阅后认为应由文物局提出处理意见，就将文批给下属文物局。如此事需要出版总署合办，应由政务院同时发文给该署。政府机关办事，怎么可能像民间熟人串门，随随便便“拿到”一封信，在老熟人之间递来递去的传阅？唐弢所说“拿到”一封信和“几位同人拟具意见”云云，是他想像出来的。他不熟悉政府机关办事程序，就想像错了。第三，唐弢确从郑振铎那里看到周作人致周总理的“亲笔信”。但这信不可能是从总理那里“拿到的”。试想，总理如真的收到周作人的信，怎么会把原信给郑振铎呢？而必然要秘书处抄录或打印(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再发文至文物局，原信存档备查。唐弢看到的既然是“亲笔信”，那一定是周作人自己抄录的信寄给郑振铎的。唐弢文中说：“信的开端没有抬头，只写了‘XX先生’。”这就可见是抄件。如真是从总理那里“拿到”的信，抬头必写“总理先生”或“恩来先生”，怎么会是“XX先生”呢？(唐弢后来还得到了这封“亲笔信”的照片，印在他的《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一书中，那抬头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