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大约是1935年从济南来上海的。他在《俺们山东人》的文章中提及，他在1934年曾去过北平，因生计无着，难以谋生，又返回了济南。先是通过济南民众教育馆的戏剧编导阎哲梧的介绍来到上海，住在陈白尘处，后来他又搬到徐家汇，住在山东老乡“左联”作家于黑丁的寓所。不久又由于伶介绍，他参加了“左联”，并在其中的小说研究委员会中活动。据说他一开始穷得连吃住的地方都没有，通过别人的介绍，才和陈白尘等三个人一起挤在上海永嘉路、襄阳南路一家木器店的狭小楼房里。陈白尘曾揭露他是三只手，偷过书店一包新书。

    后来他进上海杂志公司，年仅18岁的张春桥为了生活竟异想天开的去标点《珍本丛书》中的《柳亭诗话》，可惜他不懂得诗还有四言和长短句等，被当时的《晨报》(姚苏凤主编)用《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为题目，以调侃的笔调把内情揭发出来，弄得他在结识的一些文学青年中很是抬不起头，成为笑谈。

    1936年春，我父亲周楞伽和影评人萍华合资创办了一个提倡报告文学的刊物，取名《文学青年》。萍华因忙于办学及主编《救亡情报》，便介绍了他的同乡王梦野来担任我父亲的助理编辑。张春桥就是通过王结识我父亲的。不久张春桥使用狄克的笔名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发表在《大晚报》副刊《火炬·星期文坛》上。

    张春桥的文章如何会引起鲁迅的注意，并写下《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反击的呢？这与鲁迅对《文学青年》的不满似有关。

    事出有因

    谈这件事，我得先交待一下背景，让读者有所了解。

    《文学青年》创刊号出版后，我父亲就寄了一本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1939年4月11日收到后，4月16日就写下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抨击张春桥。其原因是对《文学青年》社内的一些人和事，有所不满。那么到底有哪些不满和分歧呢？

    一是对周楞伽在《生活知识》一卷11期上发表的《建立“国防文学”的几个前提条件》一文，深为不满。他后来在内山书店当面告诉《文学青年》的同人周昭俭说：“他(指周楞伽)毕竟受了些生理条件的限制，消息不灵通，他所看到的那个报告是错误的，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贤明的见解。”这个报告就是徐懋庸给我父亲看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稿《论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