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这场运动以文教界为重点，波及各行各业，狠揭猛批，上纲上线，开建国后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之先河。而其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即在事过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够得上等级，有资格谥之为“开国第一文化冤案”的。

    然而，对于当年运动的绝大多数经历者来说，无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也不管是作为“动力”或“对象”的，他们在批判武训和当代新武训陶行知，以期努力肃清自身或他人头脑中的《武训传》流毒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评论武训和陶行知是是非非的公案之内，还包含着另一桩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陶行知是《武训传》这部电影最直接有力的催生者。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是武训艰苦办学精神的崇拜者和宣传者。抗战时期在经济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设在重庆的育才学校，他又倡导新武训精神，自励励人，以期战胜困难，坚持办学。他曾有一个通过文艺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武训精神的计划。其中内容之一即是约请田汉和安娥夫妇分写有关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请孙瑜负责武训的电影。1946年7月，在反内战运动高潮期间，他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逝世，四海惊悼，成为国人共仰的民主先驱。为了实现他的遗愿，孙瑜根据当年陶行知所赠有关武训的材料，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执导此片。1948年中影迁台湾，孙瑜于次年2月加入昆仑电影制片厂，并继续执导拍摄为昆仑厂买下的《武训传》。据此，陶行知实为《武训传》问世的原动力。

    《武训传》于1950年底完成，初映即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在中南海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映完后，许多中央委员都称赞影片拍得好。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1951年春节后在各大城市公开放映，京、津、沪等地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对武训精神和《武训传》几乎作了一致肯定的评价。《大众电影》杂志特为组织专辑，并把它列为观众喜爱的十大影片之一。

    但很快从最高层中传出了不同意见，顿使情况骤变。五天后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则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直接把这场批判挂连陶行知身上。六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后的杨文，并将题目径用诘问句标示，显得更具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严肃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