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张骏祥

    我一生是一个戏剧(包括戏曲、影视)的艺徒、学子，但我不是科班出身，没上过戏剧专科学校，却常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以求进取“博士后”。我的艺术人生中有三位最主要的导师：黄佐临、万家宝(曹禺)，还有张骏祥，他们都大有学问，学贯古今中西。抗日战争时期，佐临在上海导戏，骏祥在重庆导戏，万家宝在江安的“剧专”授徒；但三位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胜利之日在上海搞一个“黄万张剧院”，进行戏剧各种风格的实验、实践。在仅存的骏祥几篇回忆录中，写佐临的《剧场艺术开拓者》，写家宝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回忆解放前我与党的接触》中都提到了这“黄万张剧院”的憧憬，且得到了当年在白区从事戏剧活动的党领导夏(衍)于(伶)宋(之的)的赞许并支持。我这个后生是追随这已故“黄万张”三位先生的，虽对向往的剧院，师生均未如愿。我一生浪迹江湖，又涉军旅，对三位恩师常是“相忘于江湖”，却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1942年冬，太平洋战争后一年，日本人统治的电影公司找我主演电影《秋海棠》。我的密友劲敌石挥当时主演话剧《秋海棠》红极一时，我放弃了与他做一较量的机会，从地下党拿到旅费奔赴战时陪都也是话剧中心的重庆。我首先要拜见的老师傅就是张先生骏祥。我早在孤岛上海出的刊物《剧场艺术》上拜读过他的《导演术基础》，并常听佐临念叨，乃对张公十分崇敬。

    1943年春我抵重庆，张公约我在国泰电影院楼上，时为中华剧艺社临时排演场，他正在排演《石达开》。我候待一侧，只见我景仰的这位大导演，大声呵斥两位当时已是话剧大演员的男女主角耿震与路曦。我过去在北京、在上海历经陈绵、佐临、吴仞之诸大导，还真没见过这么严厉的导演。我后来逐渐了解，作为一个导演，张公不但大有学问，人际关系也特好，他在导演的三大关系中——对演员极其严格，对舞美极其内行，对剧作极其尊重。

    我初见张公时尚未及见江安的万公。我问起张：万在写什么？张说万在写岳飞，是诗剧，并说剧作家到晚年都要写诗剧。我似有所领悟。今日说来好笑，那时我才二十郎当岁，我的两位导师也才三十郎当，却说到晚年，更想不到的是我从小到老地就迷于诗剧云云了。水华评点我的《农奴》说了一句：“诗多于剧。”他原义是贬语，我却作为褒语接受，并内心抗问：“为什么不能诗多于剧？”直到自己真的进入晚年，我就陷入诗剧或曰剧诗，不可自拔了。

    张骏祥评我的剧作思想甚为具体，他在为我的电影剧本选写的序文中说：“我们都是强调电影的文学价值的。宗江多年来一直力排众议，支持我主张电影应该兼容并蓄，能‘熔史诗、剧诗、抒情诗于一炉’的见解的。”“宗江又是同意我的电影有待于电影的‘莎士比亚’的说法的 ......